中日近代化不同结局的思想文化因素初探【内容摘要】近代化是指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
中日两国近代化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开始,到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都经历了较为近似的路径,但结局却迥然不同。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
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
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
”【关键词】现代化意识起点文化形态中日两国作为被侵略的被动型现代化国家,随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东亚被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
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起步之时,就已经处在现代化发达国家所谓的“世界体系”的包围之中,“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和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1]。
”资本主义世界化潮流给东方带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客观上给中日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发展契机。
中日两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缓慢转变过程,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
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方面比日本更具有条件和优势,而后来的结果却是日本迅速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从东亚的边缘一越而为东亚的新帝国中心;而中华帝国则不幸被迅速解体,从傲视‘四夷’的天朝大国降为备受凌辱的殖民地。
本文尝试从两国的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对现代化的影响方面,初步探讨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一现代化意识的发端谈到现代化,不得不提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问题。
这就很自然地想起日本的西南诸藩改革、明治维新和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两次鸦片战争,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被动摇。
面对内忧外患,奕、李鸿章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
日本1863年发生了英舰炮轰鹿儿岛战争,1864年发生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地区的战争。
战后,日本的锁国政策被打破,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封建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开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明治维新。
以此作为中日现代化启动发轫的标志,也是很多人认同的。
以往在探讨中日这两次现代化运动造成不同结构的原因时,往往归咎为变革主体,清朝洋务派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本身,而日本则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制度。
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造成一次改革失败与否的充要条件。
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上谈,即使在落后阶级的主导下,洋务运动并不是没有机会达成另一种结局的。
而且从历史上看,中日这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当时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社会内部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进而转变为不同的现代化进程,这其中的原因我想也应该是造成两国不同历史的最深层原因。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
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
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2]。
”结合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的具体史实,我们可以将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过程概括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指中日两国在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产生以及几乎同步兴起的从“形器”层面摄取西方先进文化的运动。
后一阶段则是指在传统世界秩序观解体和新的世界文明秩序观形成的基础上兴起的包括“制度性变革”在内的现代化改革运动。
上述两个阶段前后相续,构成了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全过程。
很显然,在上述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变化构成了中日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原初起点,而第二阶段则属于现代化的具体推进阶段。
兰学运动[3]的兴起,是日本现代化兴起的标志性事件。
而中国摆脱传统世界秩序观束缚则发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主要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为代表的世界史地研究著作的刊行为标志,据此,我们会发现,日本的现代化发轫于18世纪70年代,而中国现代化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起点的,相比之下,两国间存在着一个长达80多年的巨大的“时间差”。
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同步进行的。
二处理中西关系的态度1、传统的世界观。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在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传统世界秩序观都非常狭隘,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
“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4]。
”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
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则因远离亚洲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其视野更加狭隘。
直到佛教传入,日本人的地理世界观进入了一个“神道空间”和“佛教空间”二重构造的时代,并形成了“三国世界观”,即认为世界是由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三国构成的。
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
:“因日本重洋远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时发展为举国一致的运动[5]。
”可以说,现代化开始之前,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都是及其狭窄的。
2、不同的反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政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制定公行制度,严禁天主教,实行闭关政策,而德川幕府也屡颁禁令,严禁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取缔天主教,对到达日本的外国船实行严密监视,确立了锁国体制。
但是同样处于锁国状态,但中日两国的对外心态是绝不相同的。
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闭关,对西方近代文化基本采取了轻蔑和轻视的态度,阻碍了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中国被抛到世界潮流的后头,拉大了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也加深了中国对西方国家及以西方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排斥。
锁国时代,日本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途径要比中国狭窄的多,其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很长时间内主要是从汉译西书中辗转获取,了解外部世界的难度远大于中国。
但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程度,日本人却远大于同时期的中国人。
三文化可塑性差异首先,中国历代朝野人士大都持带有浓厚文化优越感的“华尊夷卑”说,即认为中国周边的诸族诸国皆为落后的夷狄,在华夷体制内,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这使中国士大夫养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
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中国在同时期对西方文明的感应则比较迟钝。
因此,中国的“西学东渐”异常艰难缓慢,甚至直到今天,“中体西用”的思想仍未从中国人脑子中完全清除。
与中国相比,日本文化世界观的结构则极为复杂,它虽被中国视为夷狄,却又对中华文明怀着无比的崇拜,“和魂汉才[6]”一语,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归属独自的日本文化的归属感和自卑于中华帝国文化的劣等感的某种复合”[7]。
并且始终没有放弃力争中华地位的努力。
它虽然有自己的文明,却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华文明,这就注定了日本是一种学习型达到文化。
这种学习型的文化,使得日本在向西方学习时,没有多少传统的包袱,“日本虽有它固有的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过细到说起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8]”,日本明治时代的变革就是完全以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为样板的。
其次,坚固的儒家文化壁垒。
中国历朝历代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维持科举制度几达二百六十年之久,其间中国的优秀人才都埋没到八股文中,知识分子埋头于钻研所谓“经典”,钻研往古。
可以说,中国独自的文化体系、丰富而古老的文化在这时成了现代化的一个沉重负担。
而在日本,以兰学家、洋学家为主力,撰著了大量的“西学”著作,如被称为锁国时代日本最大的“海外通”的新井白石因编写《和兰纪事》、《采览夷言》等书籍,使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遍及五大洲。
而且这些西学知识的传播并没有局限在知识阶层中,而是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次,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图的研究者,他们常看着世界地图,与近臣畅谈世界形势,表现出极高的认识世界的热情。
第三不同的智力依托。
,中日近代化过程不仅在始发的动力上有差距,而且在能应接这种动力的社会广泛性方面,如国民的文化基础等更是不可比拟。
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幕府大力提倡学问,在日本3000多万人口中,男子有近一半左右的人识字,这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
而明治政府更是颁布《学制令》,建立近代教育制度开,使日本的教育事业更为普及。
在日本还成立各类职业学校培养当时国内急需的专业人才。
通过这样一些举措,为本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民,这也是日本近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之一。
比较而言,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与日本有好几个“时间差”,中国公布废除科举的诏书是1905年才下的,近代教育的开始比日本整整迟了37年。
从中日早期开启民智的情况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化之所以能顺利实现,是因为它拥有比中国更为坚实的“知识底座。
四结语值得提及的是,现代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19世纪中叶前百余年间,中日两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之所以有上述不同的反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像两国不同的地理环境及其造成的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需求。
但从总体上看,两国不同的对外来文化的反应意识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虽然从结果上看,中国早期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完整面貌,但对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意识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1]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2] 田毅鹏《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3] 兰学运动:日语中所谓的“兰学”,是指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经由荷兰、透过荷兰语传达到日本的所有西洋学术的总称。
日本人用这种方式零散而准确地把他们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拼接在一起,把荷兰当作老师的“兰学”。
兰学运动也是日本开始学习西方的开始,可以说,“兰学”的肇始直接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思想资源。
[4]《徂徕集》卷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5]《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3页。
[6]“和魂”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为根本,还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汉才”是指汉代以后的中国技术,它不仅包括技术器物,还包括技术制度及其观念。
在上述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古代日本人积极引进吸收中国的技术(如各种铁制器具与文化,并创新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技术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