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城市人口规模的组合特征，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区域内城市从大到小的序列与其人口规模的关系，解释区域人口在各级城市中的分布特征。

其研究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核心课题，也是城市科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构建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引导更大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城市的协调健康发展，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2013年于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认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提出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1]。

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对于引导城市化进程的有序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外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50年代，随着工业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及在区域经济开发中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发认识到从城市体系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区域的重要性。

城市首位律、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城市金字塔等用于刻画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指标与方法相继被提出[2]。

特别是美国社会学者Zipf提出的位序—规模法则[3]，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此后，帕累托定律[4]与分形理论[5]相继被引入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中来，由此带来的各种城市规模—等级的动态模式研究极大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进展[6-12]。

21世纪初期，英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M. Batty在城市形态、起源与复杂性研究中提出城市等级钟的理论解释，在理论上揭示了城市等级规模的实质与时空演化规律[13,14]。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很多知名学者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分形理论在理论、方法和实证方面对中国及各省区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表现形式、演化、机理发表了一批极富见地的研究成果[15-19]，并探索了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分形本质[20-24]，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也被运用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之中[25]，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野。

同时，在城市体系发生发展与演化模型的研究上也取得了较大突破[26,27]。

21 世纪以来，人们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已经转向“什么因素影响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这样的问题[28]，遗憾的是所选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变量对截面数据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弱[29,30]。

上述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城市体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但由于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以及分形理论的分维值有着共同的表达形式，其研究结论也往往高度一致[31]。

对那些城市首位度明显偏大或者存在双中心甚至是多中心的国家或区域而言，这类模型对其规模结构特征的反映和拟合程度有所欠缺，能否使用这类模型来准确分析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往往缺乏可比性。

为此，本文将从逆向排序的城市累积规模与城市数目之间的关系出发，设计一个能够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模型，并利用更为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以期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同时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城市体系的合理布局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