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袁世凯
历史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种谈资除了娱乐价值之外还是有生命力的，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过去历史所造成的阴影当中。

清朝的覆灭距今已经快一百年了，辛亥革命与民国的建立似乎也成了一个古老的话题。

但在那个划时代的事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不是清廷，不是革命党人，也不是立宪党人，而是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之前的舆论往往是“一边倒”的，什么“窃国大盗、复辟先锋、卖国奸贼、独裁枭雄”等等，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就是20世纪中国“最卑鄙的告密者、最落后的政客、最凶残的独裁者和最反动的军阀头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与通常所描绘的“干瘪的、扁平的、概念化”的那个历史丑角，差之甚远。

事实上，袁世凯从科举失意到投笔从戎后，他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国诞生、帝制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在其死后的历史书写中，袁世凯却被剥去了丰满的血肉，抽空了鲜活的灵魂，其形象变得面目狰狞，一无是处，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与反讽。

袁世凯真有那么坏吗？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盖棺论定。

袁世凯最悲哀的地方在于，由于后来史家或者说当政者因自己的失败而厌恶并憎恨他，所以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都充满了阴谋和罪恶。

换句话说，以往的历史观点都主观的认为袁世凯上台后必定要镇压革命、必定要搞帝制复辟，这种错误的历史宿命观和历史的功利主义，事实上是以历史的结果来取代过程分析。

时代是落后的，而后人们却经常以先进的标准去衡量评判时代中的袁世凯，这既不能以理服人，也有点胜之不武。

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

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

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

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

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

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

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
之一。

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训练三千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

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以往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

但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有许多事件是值得推敲的。

一是袁世凯的称帝问题。

他的称帝是君主立宪，是有别于封建的帝制的。

他是参考了当时比较强大的英日等国的国体。

二是签订21条。

随着日本等国一些档案的解密和观看袁世凯签订21条的手迹及签订21条前后他的言行，袁世凯在此事件中是没有大错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唯一能作的，也就是用艰苦的谈判，来换取一些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

袁世凯不是一个站在人民立场上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这是他无论取得多么高的地位也永远只能猥琐在孙中山的阴影里的原因。

一个投机政客，一个有铁一般的手腕并且取得成功的政客，一个历史曾经选择了他的政客。

这就是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