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画院述事
纵观中国古代史可知，“画院”与“朝廷”息息相关。

朝廷，指由帝王及其大臣构成的统治集团。

这个太阿在握、阵容庞大的皇权集团的喜爱及需要，直接助力于“宫廷绘画”的炽盛。

无条件地为统治集团提供丹青服务，是宫廷绘画的根本属性与鲜明特色。

有研究表明，宫廷绘画早在夏、商、周时期即已滥觞；到两汉，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文献记载，曾设立专门的绘画机构“画宫”、“画室”，内有“黄门画工”、“尚方画工”等宫廷专职画家；据《资治通鉴》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始置翰林院。

要而言之，翰林院是知识分子精英聚集的官方机构，包括宫廷画家在内的艺能之士，多供职于斯。

此外，宫廷画家的身影还闪现在集贤殿书院、弘文馆、少府等皇家机构中。

五代时期，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935）创立的翰林图画院，素来被视作宫廷画院之肇端。

渠院设待诏、祗候等官职，广揽丹青妙手。

当时赫赫有名的黄筌、黄居宝、黄居案父子三人，便均为供职该画院的宫廷画家。

孟蜀画院之经验，直接影响了后来。

譬如南唐元宗李?Z，即在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亦设翰林图画院，置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画院学士等官职，建制益加完备。

《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顾闳中、《重屏会棋图》（描绘李?Z与三个弟弟
对弈情景）的作者周文矩等知名画家计百余人，曾先后在兹画院任职。

宫廷画院盛极于宋代。

“以绘画言，历代帝室，奖励画道，优遇画工，莫宋若者。

唐以来，已置待诏、祗候、供奉；五代西蜀南唐，亦设画院，及宋，画院规模益宏。

开国之初，即置翰林图画院，罗致天下艺士，优加禄养，视其才能，授以待诏、祗候、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等职。

且太祖、太宗，次第灭西蜀、下南唐，凡号称五代图画之府，所有珍藏之名画，多被收入御府；其待诏、祗候之名手，多被召入画院；如郭忠恕自周往，而为国子监主簿，黄居案、高文进自蜀往，董羽自南唐往，并为翰林院待诏；此外为祗候、为艺学者，不可指数。

”这里的“待诏”是一种官职称谓，秦汉时即已出现，唐以后始有编制和等级，指向那些以诗、文、书、画、琴、棋、射、医、占等技艺取悦皇帝、随时提供应召服务者。

祗候，据《宋史?职官志六》述，分置于东、西上阁门，与阁门宣赞舍人并称阁职；艺学指技艺之学，此处是伎术官职；其余画学正、学生、供奉等，都是对应着以绘画技艺侍奉帝王的一列职位。

北宋的翰林图画院无论规模与气度，都较前朝为胜。

五代的许多名画家，纷纷慕名投来，这其中就有擅长界画的洛阳人《雪霁江行图》作者郭忠恕。

郭氏原在后周太祖郭威治下于广顺二年（952）任宗正丞兼国子监书学博士，后遭贬去官，入宋做国子监主簿，服务于画
院当是情理中事。

此外，西蜀的工笔花鸟画家黄居案、佛道人物画家高文进以及工于描绘鱼龙海水的南唐画家董羽等，都在赵宋王朝的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谋食于北宋翰林图画院的宫廷画家而言，作品迎合帝王贵胄的胃口、博得他们的欢心，不仅重要，而且必须。

统治阶级供养画家的目的，是要以堂皇富丽之画作为盛世增荣添彩，故而工笔重彩画风必成首选，常见绘画题材有花鸟、山水、宫廷及宗教人物等。

这种工细浓艳、务求形似的画风，素有“院体画”或“院画”之称。

在鲁迅看来，“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这里的“周密不苟”，与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绝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稚圭论画》）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

在北宋画院做画师，没有十分“逼真”地造型的本领，是难以想象的。

以开封画家傅文用为例，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载，其工笔花鸟“浑得生意，较之真者如鉴中见之”，精细入微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傅氏在花鸟画创作上异常投入，“每见禽鸟飞立，必凝神详视，都忘他好，画鹑鹊能分四时毛羽。

”
推究起来，傅文用的画风实际上受黄居柬影响。

赵匡胤在位的乾德年间（963-968），笔法劲挺工稳、填彩富丽浓艳
的“黄家富贵”画风，备受宋室推崇。

在后蜀和北宋，黄居案都是宫廷画院的翰林待诏，以《竹石锦鸡图》《山鹧棘雀图》等300余件工笔花鸟作品，成为当时院体画式之圭臬。

就像与“黄家富贵”并立争雄的是“徐熙野逸”一样，在画院之外与黄居案构成对峙格局的，恰恰是徐熙之孙徐崇嗣。

徐氏在花鸟画创作上克绍祖风，又能趋时而变，抛除墨笔勾勒，径作叠色渍染，也就是所谓的“没骨法”。

整体上看，画院内的“黄派”与画院外的“徐派”，堪称骈矗于宋初花鸟画坛之双峰。

一般画家，要么学黄，要么学徐，否则很难被业界认可。

其中，追随黄派比较卖力的有夏侯延祜（字景休，蜀中人，画翎毛花竹，略有声誉，为流辈推重）、李怀衮（成都人，擅木石翎毛，亦能山水）等。

此外，傅文用、李符（字德昌，襄阳人，丹青淡雅，工花竹翎毛）等人，尽管没那么明显，但基本上也是黄派的路子。

像徐崇嗣一样活动于画院之外的画家，还有并称“北宋山水三大家”的李成（字咸熙，籍长安，擅山水，师荆浩、关仝，创“卷云皴”，代表作《读碑窠石图》《晴峦萧寺图》等）、董源（字叔达，江西钟陵人，山水初师荆浩，后自创“披麻皴”，代表作《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等）、范宽（一名中正，字中立，陕西华原人，初以李成为师，后移居深山、穷究造化，代表作《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等）。

其中，李成的画，最受宋神宗赵顼喜爱，辄赏玩不忍
释。

米芾《画史》载有一事：赵顼的祖母曹氏（慈圣光献太后），为了让孙儿高兴，搜购李成作品多件，张贴于屏风之上。

神宗见后果然大喜，恒耽赏移日。

令人扼腕的是，赵顼的无任推崇，来得似乎太晚了些。

由于生前郁郁不得志，李成只好在体制之外纵酒浇愁，最终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醉死于陈州客舍（今河南淮阳）。

而距48岁的李氏赍志而没81年之后的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赵顼才出生。

艺术创作上的辉煌与现实生存的坎禀，构成了李成心态上的矛盾不等式。

“李营丘多才足学之士也，少有大志，屡举不第，竟无所成，故放意于画。

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俱露，以兴君子之在野也。

自余窠植尽生于平地，亦以兴小人在位，其意微矣。

”分析这种悒郁、愤懑、隐忍、灰颓情绪的成因，与其不得官方画院而进入或许有关。

龙德宫之外，痴迷道教的赵佶还在宣和年问修筑五岳观和宝真宫，这无疑又给“建筑绘画”提供了绝好的展示场地。

果然，宋徽宗于既有宫廷画家之外，广征天下图绘障壁之能手。

兹般缘于一己之好尚，在美术、宗教领域不计代价的豪奢之举，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影响。

同样富于文艺才华的宰相蔡京（或尝董《宣和画谱》事），为达到窃权的目的，便拼命逢迎、狂征名画、大力鼓吹，遂使赵估终日耽溺于书画之中而无暇他顾。

事实上，就绘画才能及对美术事业的贡献而论，赵宋诸君恐无出
徽宗其右者。

他擅长翎毛、花卉及墨竹，主要作品有《瑞鹤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等。

值得钦赞的是，被金帝辱封为“昏德侯”的他，倾御府所藏，于北宋宣和年问敕撰《宣和画谱》。

该《画谱》将北宋皇室搜集之绘画珍品计6396件分类（凡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鱼龙、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共10类）裒辑，煌煌大观，意义深远。

此外，在宫廷画院建设上，赵估更是厥功至伟。

由于他的极力倡扬，画师激增，佳制迭出，致使北宋的绘画事业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甚至在科举取士过程中，于诗文论策之外，他也前所未有地要求兼试画艺。

具体办法是，选取诗词名句作为统一画题，公布天下，从应试作品中拔擢优秀画工。

如“竹锁桥边卖酒家”、“野渡无人舟自横”、“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等著名案例，都曾是“画帝”赵估一手炮制的“文艺特产”。

显然，画画这件原本不太被俗世瞧得上的事情，在宋徽宗力挺之下，赢得了切切实实的尊严。

画师们的激情与热血，仿佛在瞬间获得了沸腾的理由。

客观地说，在赵佶之前，宫廷画家地位、待遇及官职都偏低，按照旧规，虽然可以穿红色和紫色官服，但不得像其他官员一样佩带鱼袋。

到北宋政和、宣和年间，赵估特许书画院的出职人（任职一定年限后，免予铨试而直接补官者）佩鱼。

不光如此，在各类翰林待诏们立班（上朝时依品秩站立）时，他还将书院人员提到
首位，紧接着便是画院人员，然后依次才是琴院、棋玉院等人士：而其中对画院的关照，宋徽宗可谓不遗余力。

他明确要求，被录取入画院学习的生员，凡编入名籍者，如果犯了什么过错，只允许罚款；如果罪责很重，也只能奏请裁决，不可贸然定断。

报酬方面，其他种类工匠的伙食费叫“食钱”：而书画两院则唤作“俸值”。

如是种种高于旁人的优待，直令人眼红不已、暗妒丛生。

（郑志刚/南京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