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警察”形象在警匪片电影中的塑造一、选题背景及意义香港的警匪片历来惯于腰现警察和罪犯之间的对抗，由此街生出展现罪犯和罪犯之间对抗的极具香港本士特色的黑社会片等亚类型。

陈木胜和杜琪峰一样可以说是近年来香港电影的中流低在，而且相对于杜琪峰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固守态度来说，陈木胜的创作可以说一直在致力于跨越内地和香港以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

于2008年上映的陈木胜新作《保持通话》尽管在这一一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并不抢眼但这部电影却相当的耐人寻味。

首先就剧本来说，这部相当中国式的影片却是改编自一部好莱坞B级制作的影片《一一线生机》。

相对于《神探》来说，同样将角色定位在普通人身上的《保持通话》整体感要好了许多;而尽管影片属于西片的翻拍之作,难能可贵的是陈木胜在编剧和导演方面都将这部影片真正地做到了本土化。

自《无间道》以后的香港警匪片无不是在警匪对抗这一类型模式中艰难地寻找者突破和创新。

麦兆辉和庄文强这一组合自《无间道》大获成功之后似乎终于为香港管匪片进入内地电影市场开启了一道窄门，于是从(无闻道3之终极无间》2003)到《伤城》(2006)再到《奇听风云》(2009),三年一度的“麦庄作品”构成了香港电影在进人内地市场的道路上颇为黑色的一一个文本序列D。

以迷途警察的悲剧结尾收场似乎已成为此类警匪片进人内地的一一个可复制模板，于是从无间道》系列里的刘德华到<伤城》里的梁初伟，再到《窃听风云)里的刘青云、古天乐和吴彦相，包括这一时期出现的同类型影片《杀破狼》(2005)里面的甄子丹、任达华等，原本在《警察故事》、《飞虎》这类香港电影里面朝气蓬勃的香港警察近年米却一次又一次地向内地呈交自己迷途后的悔过书，令这一一系列影片散发着浓郁的黑苦味。

此类影片能否代表香港电影的未来希望，或者能否开启一种香港电影的新的模式，个人的感觉更多还是悲观的。

毕竟，迷途警察最终被绳之以法这样的定型模板可操作的空间太小太小。

当年一-部<英雄本色》引来无数江湖片向吴宇森的“英雄片”跟风效仿,而在《无间道》大放异彩之后却只有寥寥几部狗尾续貂之作，撇开电影市场环境的因素不谈,就电影文本来说还是《无间道》故事模式的可复制性不够强的缘故。

于是在《无间道》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不进反退的后续事件,在影片整体架构颇为近似的情况下，《伤城》比(无间道》缩水了一些,《窃听风云》比《伤城》又缩水了不少。

《窃听风云》里面三位警察的悲惨结局固然以苦情戏的方式感染和打动了观众，然而，“窃听”以后的“麦庄组合”能否再起“风云”,类似这样的香港电影还能维系多久，在品味过《窃听风云》带给观者的黑苦滋味以后,其前最难以让人展望。

《保持通话》虽然制作规模不算太大，但却跳出了香港警匪片惯用的棋式，将主要角色定位成一男-女两个普通市民，这两个人无意中卷人一场罪犯与警察之间的较量。

这样的结构模式在好菜坞电影中经常被用到，而在香港电影里面却少之又少。

应当说，陈木胜在选择改编时是跟光独到的，这样的题材跳出了香港警匪片固有的模式而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同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打通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文化差异。

当然，说《保持通话》开辟了香港警匪片新的模式还为时尚早，毕竟这只是一部牛刀小试式的作品但这部影片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下一丝的契机，那就是，在现有的文化环境里面,香港警匪片可以进行操作的空间还相当的大，还有很多未知的空间可以供创作者们进一一步的挖掘。

香港在七八十年代出现大量的警匪片，一方面说明伴随着商品社会的高度发达而来的是香港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犯罪案件的与日俱增，人们的身心迫切需要一种有力的保护，因此在臀匪片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除暴安良的英雄和公仆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揭开了扰乱香港社会秩序、治安的阴暗面的一角。

警与匪本是水火不容，代表光明与黑暗，但在金钱商品社会里，职业道德、良心已被侵噬，很容易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放弃一切的原则，为人收买、贪污受贿，警与匪抗瀣一气、互相利用，甚至警方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和黑暗势力的保护伞。

因而在警匪片中也有一一拨头戴“江湖情义”光环的悍匪与警察的形象，但不管是哪一类型的人物，编导们都竭力挖掘人物性格的其他元素，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改变了武侠功夫片人物的类型化、脸谱化，如新艺城的光头神探(麦加饰)加神偷(许冠杰饰) (《最佳拍档大显神通》、《最佳拍档千里差姿)》)的风趣诙谱而又有人情味:洪金宝“福重”系列里的一群妙贼与女警合作，生出许多的戏谑谱趣;郑则士与廖伟雄合演行警拍档的摩登系列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双警”电影，如《妙探好宝》、《拍拖更》、KFriend 过打Band)、《双响)、《双龙》等，讲的都是幣察搭档之间的同事加兄弟、友谊加亲情的思难之交.生死与共，但又不乏打打闹闹，诙谱温馨。

有些警匪片尽管大肆渲染荣狂暴、强悍、杀人如麻，但同时又极尽亲情友情、温柔敦厚。

这在香港几部警匪片大作中都有典型的表现，如《省港旗兵)、(英堆本色)、(龙虎风云)、《兄弟》等，都已不再单一贩卖暴力与高难惊险动作了。

成龙也由拼命三郎而转向有如(飞龙猛将》的诙谐风趣，于占元手下的元龙、元彪等“七小福”们更是以“谐星”的面目出现。

警匪片这一电影类型在不同体制和不同文化背景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导向和文化含量。

在好莱坞，警匪片与强盗片、侦探片、惊险片都可能归类于犯罪片的名称之下是一种有着特殊指向的亚类型影片。

而在我国，或许可将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八、九十年代的刑侦片、公安片也归人这一一类型，但从警匪片的发展线索、叙事规定性来看，中国的这种类型化是不稳定的、多变的,反差比较大的影片有时会在同一时期出现(如《无间道》、《新警察故事)就分立出两种不同风格和意义指向的警匪片)。

1.固守与突围:香港与内地合拍的警匪片警匪片历来是香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类型之- . ，“九七”回归前，港产警匪片不仅在数量的庞大和风格的鲜明上可以与好莱坞警匪片分庭抗礼，而且也成为衡量和评价香港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指标。

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的逐步上升，以吴字森的《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和林岭东的“风云系列”(《监狱风云》《龙虎风云》《学校风云》等)为代表的警匪片，开创了香港电影中黑帮题材本土化的新格局，而且这些影片还以极具仪式感的“暴力”市美影像，展现了悬置于法律制度之上的仁义、忠信兄弟情义等江湖义气。

90年代中后期因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电影创作有明显的下滑趋势.警匪片的创作也大不如前。

2003年香港电影创作开始复苏，由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界，在接推动了两地合拍片的创作。

“2003年合拍35部:2004年43部。

2005年32部;2006年29部。

2007年18部”。

在这些合拍片中，警匪片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2003年的《双雄)(无间道皿之终极无间》,2004年的(《新警察故事)、2006年的《天下无贼》、《伤城)、《韩城攻略》、2007年的《门徒)、《铁三角)、(导火线)、《男儿本色)等均是这一-时期两地合拍警匯片的代表作。

我们不难发现，新型警匪片的批量生产是中国电影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明显信号,而且也是电影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它方面借鉴了香港警匪片的叙事成规，如:紧凑的故事情节、节奏感强烈的剪辑、火爆的动作和枪战场面，从平民化视角强化着忠诚、正义、守信等传统价值观的审美效应，与此同时，这些影片又对过去港产警匪片中的“暴力”审美、个人英雄主义、香港市民文化进行了自我修缮，形成了新的创作风格。

最为典型的就是(无间道)系列的輩声中外影坛。

三部影片不仅创下了香港电影的票房神话,而且挽救了自黑色电影之后濒临绝境的香港任片。

《无间道)系列影片将香港电影中的警匪卧底模式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造,它在叙事上最大的革新在于摒弃了以往警匪片中相对简单化的矛盾冲突结构，以“卧底反卧底”这种新的叙事模型来塑造人物和演绎故事。

以无问道I)为例，影片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电影中警匪对抗或者匪睡对抗的单线演进.而形成了一一个立体的“双线卧底”的网状结构。

陈永仁(警察卧底)、刘建明(黑帮卧底)、黄志诚(警察上司)韩琛(黑帮头目)四个人之间形成彼此牵制的网状关系，整部影片的叙事动力也由这种人物关系间的矛盾而展开。

在这种新的人物关系模型中，“警察身份”背后的贪婪与反贪婪、人物间的信念与友情、坚定与柔情等更为复杂的人性探究被凸显出来。

《无间道)很突出的一个文化指向，就是试图通过对影片中人物身份的确认来反思当代人的身份迷失问题。

不论是t作为警察的陈永仁还是作为反卧底“警察”的刘建明，他们虽然是为不同的目的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最终两个人都希望能以警察身份告白天下。

尤其是刘建明,本来就是黑帮成员，却设计杀死了所有的知情者，目的正是为了洗刷掉自己曾有的罪名，去实现自我的教赎。

这种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和困惑，似乎也折射出香港人自身身份认同的艰难。

因此，《无间道》系列是香港警匪片中的一个特例，它试图突破传统警匪片的叙事模式，构建新的叙事话语，其意义可谓深远。

2004年由陈木胜执导，成龙主演的(新警察故事》以2100万元的票房，续写了香港警匪片的辉煌。

这部影片延续了警匪片--贯的商业运作策略，极尽娱乐元素之功能，将动作、枪战复仇和情感揉合于一片。

但在人物塑造上并没有沿袭成龙早期滑稽逗趣、勇往直前的“超级英雄”形象，而是展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人性化”的警察，一个蒙受心灵创痛的“落难英雄”。

传统的香港警匪片在人物塑造上非常接近好菜坞的叙事策略，突出的是个体价值。

但在《新警察故事》中则明显淡化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并将人性的弱点加以放大，影片中成龙饰演的警察因在次执行公务中盲目自信，而致使同伴被罪犯杀死，自己也从此丧失了信心。

但最终在同伴和亲人的激励下,他又重新振作起来,终于战胜了自己，也制服了罪犯。

应该说，这种对人物的塑造和叙事，规避了内地电影审查中的一些文化规约，在对传统类型的延续性突破上既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又缝合了主流文化“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不失为一部具有一定示范意义的合拍片。

总体而言.香港与内地合拍的警匪片在日档大众化时尚化、商业化的观影潮流中，始终有其独特的审美亮点，也始終在市场上有着不可小觑的一席之地。

2.对内地警匪片主流价值观的审美化建构改革开放之前，严格讲来,中国内地是没有警匪片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警匪片的出现主要是模仿西方和香港电影的模式，但又因种种顾忌，放不开手脚，而显得不伦不类。

近十年来,内地出现的新警匪片一方面在故事形态和叙事模式上借鉴了成熟的警匪片创作样式，另方面为反映大陆现实，更贴近生活，常常由真人真事经艺术加工改编而来，即使是纯粹的新编作品，也大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而且在塑造人物时，香港警匪片大多都重视对“匪”的刻画和展现，因而有专门拍摄“匪”的黑帮片,而中国内地警匪片则更多地以“警察”作为叙事主体，偏重的仍是对正面人物的描绘和颂扬，如高群书执导的影片《千钩一发)(2007)是根据警方破获的发生在齐齐哈尔的一-起连环爆炸勒索案改编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