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冤案的侦查错误剖析内容摘要：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

因而，佘祥林冤案的形成，归根究底还是在侦查阶段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判断，折射出侦查理念、体制、程序之弊。

本文深刻剖析了佘祥林案的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错误以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佘祥林；冤案；侦查错误；分析；防范纠正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的、独立的诉讼阶段，是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

公诉案件只有经过侦查，才能决定是否进行起诉和审判。

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

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

正如李心鉴：“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①佘祥林冤案的发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因“杀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的佘祥林，被当庭宣判无罪。

法律终于还佘祥林一个清白。

这起案件本身已没有什么悬念，之所以仍能受到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这起因“死者复活”而被发现的错案，唤起我们对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深刻反省，也警醒那些手执生杀予夺大权的办案人员纠正办案理念的偏差，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佘祥林最终获得清白，可是，对侦查而言，意味着侦查结论被完全推翻，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折射出侦查理念、体制、程序之弊。

对佘祥林冤案的侦查错误分析，寻找出提高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能力的办法就更为重要了。

一、佘祥林案的侦查过程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后，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祥林杀害。

同年4月11日，雁门口镇吕冲村一个水塘发现一具女尸，公安机关立案侦①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查。

警方推测死者可能就是张在玉。

经张的亲属辨认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当时张的亲属提出进一步确认尸体，但当地警方以没有办案经费为由让张家出两万元做亲子鉴定，张的亲属说：“没有能力出钱，我们也就相信了”。

在辨认无名女尸是否为张在玉的过程中，佘祥林及其哥哥并未见到尸体。

由于无名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条件非常不好，因而，辨认时须注意核对尸体细微特征，必要时必须进行DNA鉴定。

但是，侦查人员未经深追细查，在女尸出现仅6个小时就草率做出结论。

加之，据张在玉亲属反映，佘祥林曾有外遇，二人夫妻关系紧张，时有斗嘴、吵架之事发生。

据此，公安机关将佘祥林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

1994年4月12日佘祥林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京山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同年4月22日被刑事拘留。

当时京山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佘祥林突审。

11天后，由京山县公安局法医出具的鉴定书显示，死者系佘祥林妻子张在玉，系被钝器击伤后沉入水中溺水窒息而亡，并从腹内提取有硅藻之类。

据佘祥林的叙述，他被拘留后，经历了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

如此“车轮战”最终迫使佘祥林在极度疲劳，困乏之下招供，供出了四种作案方式。

但他毕竟未作案，仍然说不清埋尸地点、作案工具等现场情况。

据佘祥林回忆，刑警大队民警对他审讯时，见他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他拉到写字台旁，边讲解如何走边给他画一张“行走路线图”，之后，还叫他仿画一张给刑警大队长看。

1994年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佘祥林提出上诉。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年1月6日做出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1995年5月15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

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

佘祥林不服提出上诉，同年9月22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佘祥林案的主要侦查错误侦破无名尸体案件，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查明死者身源，这是前提；二是准确认定作案人，这是关键；三是依法收集、运用证据，这是保证。

然而，佘祥林案的侦查错误就是在这些环节出现。

（一）查明死者身源——侦查错误的起点唯有准确认定死者身份，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揭示因果关系，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

佘祥林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死者开始的。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警方根据张在玉的亲属称张在玉失踪，并怀疑和佘祥林有关，就推测无名女尸可能就是张在玉。

由于无名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因而，知情人员也无法准确辨认出尸体身源，加之，侦查人员并没有对尸体进行指纹、血型DNA等物证技术鉴定，也没有扩大排查范围，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就草率认定死者是张在玉。

由此，侦查员从头至尾都围绕张在玉之死来展开调查，其恶果不仅仅是冤枉了佘祥林，还耽误解开无名女尸案谜团的时机，也导致了侦查错误的开始。

（二）认定嫌疑人错误——侦查错误的诱因在确认死者就是张在玉后，根据张的亲属反映的情况，和侦查人员调查得到的一些信息，公安机关就把佘祥林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拘留审查。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侦查人员而言，佘祥林之妻被害无疑是事实，但要认定佘祥林为犯罪嫌疑人，至少应找到佘祥林杀人的动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和现场遗留物，以及找到佘祥林是否具备犯罪痕迹物证条件。

但事实上，佘祥林既未实施作案，也未去过埋尸现场，并且佘祥林不具备作案时间。

在侦查员提审时，佘祥林反复交代在张在玉出走当晚，他从凌晨两点半到六点钟一直在寻找妻子，期间曾经搭乘过两次路过的汽车。

这一点，经警方调查，佘祥林搭车的司机也证实了佘祥林的说法。

警方仅凭佘祥林曾经有外遇、夫妻关系不和，就认定佘祥林有杀人动机，并实施抓人、拘留，实属草率。

（三）侦查取证错误——侦查错误的形成关键随着侦查阶段的深入，收集证据成为核心任务。

按常理推断，佘祥林并没有真正实施作案，所以并不存在他所供述出的现场和“行走路线图”。

侦查人员只要仔细寻找遗漏的地方，定能推翻佘祥林的供述。

可就是因为取证的错误，使得佘祥林越陷越深了。

同时，冤案的另一元凶——指供、诱供的出现，也导致佘祥林最终做出了与现场基本一致的虚假供述，除口供外侦查人员还炮制了其他证据，如所谓的“行走路线图”及“指认现场记录”，无不是在侦查人员的诱导、提示下形成的，是典型的虚假证据。

（四）运用证据错误——一错再错的悲哀侦查到了最后的阶段，就是重点审查和判断证据，并运用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得出侦查结论后，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对于佘祥林案而言，运用证据存在六大误区：1.把一般证据等同定案证据。

佘祥林妻子出走的事实；与一个女青年有特殊关系；发现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张家人一口咬定死者为张在玉。

这些是一般证据，只能证明某些案件情况，但它还不能作为认定佘祥林杀害其妻的定案证据。

2.把证据线索当作定案证据。

在佘祥林妻子出走后发现的无名女尸，佘祥林与某女子有特殊关系，这些事实与佘祥林杀妻之间没有直接因果联系。

这仅是证据线索而不是定案证据。

3.证据印证想象。

以证据印证想象，表明上似乎重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但其本质上是在搞有罪推定。

4.举证责任不当转嫁。

5.非法取证，搞逼供信。

6.认定证据环境不透明。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警方如何认定尸体，认定理由一律不向被告人说明，被告人的合理参与要求也被拒绝，整个认证程序封闭也是另一误区。

三、佘祥林案侦查错误的形成原因侦查错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包括生理性、心理性、感知性、思维性（主体性）；客观方面、客体方面（非主体性）。

佘祥林案侦查错误主要形成原因有：（一）“有罪推定”观念根深蒂固大量的冤狱，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的推断。

佘祥林案中，侦查人员用证据来印证想象，但不做深入的调查分析，这样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使得佘祥林背上了本来就没有的罪名。

（二）刑讯逼供刑讯逼供现象是我国刑事追诉程序中一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它的普遍存在，使其成为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

在追诉过程中倾向于“由供到证”而不是“由证到供”，重口供，轻物证。

过分追求口供体现到司法实践中，即出现了刑讯逼供及诱供、指供等非法取证现象。

（三）侦查人员没有恰当应用科技侦查手段忽视必要的科技手段以获取关键物证，成为当前造成冤案的一大肇因。

或偶有应用技术者，也未做深入全面分析，反为技术所误，得出错误结论。

在佘祥林案中，如果对涉案无名女尸进行DNA鉴定确认死者身份，即可避免酿成冤案。

（四）公、检、法三机关重配合轻制约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其规定本身违背了司法中立应有之义。

这种事先协调、先定后审，公、检、法一条流水线强调配合而忽视制约的做法，使法庭审判沦为形式，使二审终审名存实亡，最终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了一桩冤案。

（五）非理性的民愤影响法庭公正裁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将“民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

由于人们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刑事案件的“民愤”多倾向于严刑峻法，致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语，屡屡出现在死刑的判决书上。

在佘祥林案中，所谓的“被害方”要求从速判处并执行佘祥林死刑，鼓动了两百多人签字、示威游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的判决。

（六）其他因素除了以上方面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对侦查错误的形成起着不同程度的催化作用。

如：“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等违背司法规律的人为压力，不当的错案追究和奖惩制度，都不当地影响着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

在佘祥林案中，侦查人员关押迫害证人就体现出这一点。

四、侦查错误的防范与纠正建议遏制侦查错误，一靠预防，即消除各种致错因素、减少侦查错误发生机会；二靠纠正，即完善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

因而，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既要立足于侦查，又不仅局限于侦查。

佘祥林案的侦查错误警示我们，必须提高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的能力。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对侦查错误进行防范和纠正：（一）必须加强执法监督，改善侦查工作通过工作报告和述职等方式加强检察机关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部门的侦查监督应贯穿于整个案件侦查全过程，实现及时监督；实行案件线索跟踪制度，强化举报中心的监督作用，举报中心应专门从事对举报、控告的受理，登记、审查、分流以及对举报线索的跟踪管理和监督。

从事刑事侦查工作一定要加强法学素养，关注法律要求的事实；侦查机关应严格依法办事，树立起正确的司法理念；重视侦查环节：（1）改变侦审合一的现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侦查体制；（2）建立稳定、具有专业侦查素质的侦查队伍；（3）建立科学的刑事侦查工作机制；（4）抓好侦查的几个重要环节。

（二）增强科学、法治意识，提高侦查能力在办案理念方面，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要树立发现真相、尊重人权的理念；提高逻辑推理、取证、询问、非法证据排除、科技侦查手段的运用等能力；提高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等方面的法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