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制史的儒家化一个国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气质铸造了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
同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法学家但是却拥有了集教育法学思想理论为一体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建立中国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也是贯穿于中国法制史的一条主线，在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或多或少带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思想在先秦早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复学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仍然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儒家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自我调整适应了中国的变化。
因此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Ⅰ:关于儒家思想的对我国法制史的积极影响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做阐释：（—）：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立法的渊源（二）：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司法的影响（三）：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行政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立法的渊源。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立法的渊源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立法的影响主要是“礼”和“仁”的思想为我国古代立法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古代一切立法原则及法之专语均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寻找。
如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即所谓的德治和仁治这两种理念成为统治者立法的一个基本点，而“以德治国”这一立法理念从汉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条不可磨灭的立法主线。
汉初，实行的主要实行的是黄老的“无为”学说，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但是这种理念的背后是否也隐含着儒家思想中的“轻徭薄赋”和“以德治国”的内涵吗？答案是肯定的。
汉初的休养生息和制定的法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儒家思想到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更加成为我国古代立法的渊源。
当时出现的“春秋决狱”就是典型的例证。
《春秋》在汉代被尊为经典，在遇到律无正条或虽有正条却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子时，司法官员便依照《春秋》断案，这样就是《春秋》成了一种凌驾于现行法律形式之上的一种独特的法律形式，且具有当时宪法的效力，赋予《春秋》竟如此之高的法律效力，这是由董仲舒开端的，他的春秋决狱不仅把儒家思想渗透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而且还把它渗透到立法实践当中去了。
他凭借皇权的支持把《春秋》经变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的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2）春秋决狱甚至不是根据儒家思想的理念而立法而是完全把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法律条文，正是《春秋决狱》完全揭开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立法的基础，从而促使后代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恪守下去。
为什麽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的立法渊源呢？我认为是孔子的教育是有教无类的教育，且不论其阶层有的是奴隶有的是犯人……他们的地位都很低微。
因为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使儒家思想在社会的最低层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统治者在即将登基是愿意做一个昏君的，而在立法时且要立的是作为维护和会秩序的法时，其自然的就与深深的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秩序变更的儒家思想有更好的沟通与联系。
而且一些立法官僚大多是儒士出身，其参与立法不可避免地以儒家的经句作为立法的依据。
因此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促进了中国法制史的发展，我国的古代的立法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二）儒家思想的对我国行政的影响在古代的中国，行政权被赋予了最高的地位，以至于古代的立法和司法都围绕着行政权展开，因此古代的行政权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儒家思想在行政上强调的是德君明主，强调的是赋予最高统治者以行政的至高无上权力，在不可变更的仁礼之下，寄希望与个人的伟大来治国，因此才有了封建皇帝不断的集权不断地把行政权收归中央，使皇帝成为集国家大权为一身的“天子”。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体制下，一代一代的被期待为圣人的君主并未达到圣人的境界，他们用平凡的德性和天赋来统治他们的国家。
因此儒家思想是封建阶级底层的人民有了一种宿命论，甘心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和统治。
正如马克思评价中国人时指出：“他们（中国人）不能够代表自己，但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同时也是他们的主宰，使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使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3）因此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中的维护封建礼教的理念，使生活在社会基础人民产生了宿命论，成为封建统治下的顺民。
孔子在当时是代表奴隶贵族利益的，维护宗法制度，并认为人治优于法治，极力夸大了少数当权者的作用，反对公布成文法，目的是使法律能够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使他们具有绝对的行政权力。
如古代唐朝《名例律》中的“十恶”是直接危害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一种罪名它其中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判大不敬等涉及古代统治者行政权的罪名。
《名例律》中罪名可以分为两类，既“疏议”中的“亏损名教”和“毁裂冠冕”，都是违反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纲常礼教和侵犯君权为核心的犯罪。
因此可以说儒家的人治思想是封建思想的行政权力不断集中的原因。
（4）那麽可以下结论：儒家思想促成了封建统治者权利的高度集中，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了数千年。
（三）：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司法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使之无讼乎。
”（5）在孔子的思想理念中认为司法的最终亩的实施社会没有诉讼，但是在现实中，讼是不可少的，只要有阶级，只要有利益，就会有矛盾，就必然会产生诉讼。
而在封建时代司法官员大多是儒士出身受到儒家思想的耳濡目染，在司法审判中就必然会以儒家思想作为司法依据。
两汉时期兴起了法律的注释之风，如果法律著作受到皇帝的认可就可以成为司法判案的依据。
东汉时的大儒郑玄所注释的汉律（后世称《郑玄章句》）在获得批准时就成为我国司法审判的蓝本。
因此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促进了中国法制史的完善发展。
儒家思想对我国的司法制度的完善起了一定作用，其无讼的思想在古代扎下了根。
如：唐朝时期对告诉权有限制，限制分两类：一种是除谋逆外卑幼不得告尊长，奴婢不得告主人，否则将处以极刑。
一种是10岁以下80岁以上及疾病者狱中的罪犯除谋逆的罪名以外，一般不得告发他人犯罪，凡是法律规定告诉权受限制者举告的事件官府不得受理，否则对司法官员加以重罪。
儒家思想中的礼治和无讼思想在这里无一不漏显示出来，而且对于案件的审判虽然刑罚酷刑仍然不可缺少，但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继承了其仁政的理念，提出了在司法判案种重视证据的作用，并对刑讯作了一系列的规定。
如：唐朝时审判“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考验，犹能决，事须拷问者，立案回判，然后刑讯，违者杖流失。
（6）”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要求在刑讯之前必先经过“五听”的方法来审查证据的真实性，然后反复的考验证据。
对那些人赃俱获的但不认罪的也可据状判之，即根据证据判罪。
虽然上述规定不可能在实践中应用并贯彻下去，但是这种规定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规定对于防止司法官的滥施刑讯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7）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国司法制度的进步。
Ⅱ:儒家思想对我国法制的负面影响孔子代表的是奴隶制贵族的利益，提出了仁和礼的理念。
在法律问题上，孔子不支持法制而是人治，忽视法治的作用，认为人治优于法治，并且还极力夸大少数当权者的作用，反对共不成文法，他的思想是一种“自由主义”从根子上存在着对法律的蔑视和破坏，正是这种思想观念阻碍了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使各朝各代的官吏追求的是以利益为中心，遵循“上面”的意思而非法律影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
另外孔子追求的礼治从维护周朝的基本点出发，提出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在其中矣。
”的观点。
（8）即儿子和父亲要相互包庇，这才是正直的美德，而且这种理念到了汉朝成为了一条法律条文“亲亲相隐”。
这种法律制度破坏了司法制度的公正，这种原则逐渐发展，它与现代的“官官相护”有一定的关系。
造成了法律制度的破坏。
与当今的民告官而得不到公正的判决有一定的关系，造成了中国官员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恶果。
使中国的三权分立不很明朗。
但是虽然有负面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儒家思想是利大于弊的对待它要用两点论来看待它，不能一刀切。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延续几千年并且成为世界共同遵守的思想理论，在当今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盛行的今天，儒家思想在缓和社会矛盾，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成为全球遵循的理念。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思想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和形态。
”（9）儒家思想是国学的核心是国学的主体，作为传统国学，我们应将儒家思想不断发扬光大，在中国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的现代社会，更应该复兴国学。
只有不断在批判和继承中应用儒家思想才能促进中国法制的不断进步。
2006年12月25日参考文献（1）：《论语》：孔子（2）：《中国法制史》主编：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马克思主义哲学》1996年（4）：《中国法制史》主编：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5):《论语》：孔子(6):《唐律疏议·断狱》（7）：《中国法制史》主编：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论语·子路》（9）：《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就是以礼入法亦称援礼入法一、法制儒家化简要过程1、中国古代成文法自战国时代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开始，社会法制儒家化确是从汉朝开始的。
汉代但随着儒家学说在汉武帝时代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先前按照法家精神制定的中国古代成文法不断渗入儒家思想，儒家所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礼制规范和伦理纲常（“三纲五常”），逐渐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准则。
（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代上升为统治思想以后，“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精神日益渗透到法律之中，并且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准则。
）2、隋唐时代，以“以礼入法”为特征的法律文本大体成型。
（“以礼入法”的法律儒家化过程基本完成。
）《唐律》和《唐律疏议》集历代法制之大成。
3、宋元以来的法律修订，也都沿袭了“以礼入法”的精神。
（由于法律充满了儒家精神，唐宋以后的统治者都十分强调“明刑弼教”，即用法律来强化儒家的教化，从而巩固其专制统治。
）二、法制儒家化实质“以礼入法”的实质是将传统等级制度和礼制规范的原则贯彻到国家法律之中，依据人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关系来断案量刑：表现1、十恶：魏晋以后，统治者将危及社会等级秩序的十项行为定位“十恶”，视作不可饶恕，必须严惩的重大最恶。
表现2、八议：“十恶”之外的罪行，如果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则可根据其身份地位以及对朝廷的功绩酌情减刑，称为“八议”。
表现3、如果是平民侵害权贵，晚辈侵害长辈，则根据尊卑上下和血缘亲疏加等严惩。
三、法制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成员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与“以礼入法”密切相关。
必然性：儒家大致可分两种思想理路，一是心性理路，以孟子和宋明理学为代表；其二是与法制、政治结合，大致来说，前者属儒学的道统，后者则属儒学的政统。
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既是法制的儒家化的过程，又是儒家法制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