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荒野：论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回归主题(一)摘要]在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创作中，回归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除了朝向田园故里的回归之音，还有更为深远的指向荒野的回归之唱。
因为与作为诗人个体故乡的田园不同，荒野是人类种群的原乡、人类童年的家园和精神的起点。
诗人因为在世的异己体验和基于集体无意识根源的乡愁冲动，在诗中进行魂归荒野的自由之旅。
关键词]回归；田园；荒野；原始意象；乡愁Abstract：InancientChineselandscapepoetry，returnwasarecurrenttheme.Besidesthesoundofreturningtothecountryside，thereisthesingingofreturningtotheprofounderwilderness，which，differentfromthecountrysideaspoets’hometown，iswheremankindisfrom，andthegardenofman’schi ldhoodandthespiritualstartingpoint.Poets，whoweretaughtbytheirunusualexperienceinthisworldanddrivenbythenostalgiaimpulsebasedonth ecollectiveunconsciousness，wererecurrentlymakingthespiritualtripoffreedombacktothewildernessintheirpoems. Keywords：return；countryside；wilderness；primitiveimage；nostalgia一、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中国古代山水诗及其回归主题人们在苍茫浩瀚的大自然中感受和发现山水之美，并且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和赞美山水之美，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
《诗经》中已包括大量描写山水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此时的山水尚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过是诗人借以引发、陪衬、烘托、渲染或比喻诗人思想感情的片断。
然而，山水如何能够比附人间的情怀和人世的道德呢?那是因为一种生命共感，亦即人与自然所共有的一种生命节律。
此时的人类，尚未完全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诗经》所描绘出的恰恰是天人合一的原始形态，即主体意识尚未从大自然中剥离出来，仍处于混冥为一的状态”。
这“正是先民童年时代的现实，在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情境下，不写自己生活周围的花、鸟、树木，就无法清楚地表达自我，它们已构成了主体自我生命的一部分”1]。
这个时代，类似于庄子经常向往的那个“至德之世”：“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
在这里，人类和万物比邻而居，浑然不分，呈现出一派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
这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的漫长荒野时期的余绪。
楚辞诞生在巫风盛行的楚地，洋溢着蛮荒色彩浓厚的巫术文化色彩，而巫术文化，则是诞生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荒野时期。
由此可知，庄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原来不属于未来，而属于过去，要顺着回归的路途才能抵达。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楚辞中，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回归主题已初露端倪。
如果说“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鬼》)中的“归”是回归家园的意思，那么，“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离骚》)等诗句中的“旧乡”，既是生命的故地，又是生命的归宿；除了地理的意义，已经具备精神的意义。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宋玉《九辩》)，从此，回归成为后世山水诗的传统主题。
后世的山水诗经历了自己发展演变的过程，然而，无论中国历史朝代的变迁更迭，无论中国人世社会的离乱烦忧，也无论中国诗歌的迷雾和索解的隐约，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回归主题却一直顽强地延续着。
让我们从两汉开始追索：西汉的“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严忌《哀时命》)尽情抒写了无路可归的愁情；东汉的“感老氏之遗诫兮，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将心灵的“回驾”驶向“蓬庐”；汉末的“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王粲《七哀诗》)把独在异乡的羁旅愁思托付给自然万物的“故林”情怀。
晋人张翰的“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思吴江歌》)用千里之外的空间距离表达背井离乡的山水情思；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把人类的故地之思解释为一种与鸟兽同有、与生俱来的天性；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则有“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之句，以山水所含的清晖来宽解游子的归心；永明诗人谢眺的“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改”(《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诗句写尽了寂寞游子的怅惘乡思。
梁陈诗人的“客悲”和“归念”丝毫没有稍减：“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王籍《入若耶溪》)；“客悲不自已，江上望归舟”(何逊《慈姥矶》)。
初唐诗人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一诗以“忽逢门外客，道发故乡来”开端，一气贯下地连续发问，极富感染力地表达了故园之思的深切和营构故园山水的匠心。
少年诗人王勃的山水诗同样表现出一种无处不在的乡思愁怀：“此时故乡远，宁知游子心”(《深湾夜宿》)。
生活在唐人走向鼎盛精神状态之际的陈子昂，仍然有着“故乡杳无迹，日暮且孤征”(《晚次乐乡县》)的苍凉感慨。
其他如张九龄的“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西江夜行》)等诗句中的山水境界虽然有一种空明清远的闲适和洒脱，但“故乡”之思还是一直逶迤和漂泊在盛唐的诗心中。
中国诗歌历史上照耀古今的双子星座李白和杜甫，分别以仙心和仁心、以仙游山水和苦游山水的人生经历写下了许多山水诗词，其中，“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菩萨蛮》)，“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杜甫《江亭》)中的“故林”意象和“归程”探询抒发着生命漂泊无着的悲感。
与李白同时的崔颢用一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在山水之间把地理意义上的“乡关”和精神意义上的“乡关”交织在一起。
中唐以后，大历诗人刘长卿有“牛羊归故道，猿鸟聚寒枝”(《雨中过员稷巴陵山居赠别》)的感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的向往，诗坛巨子韩愈有“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山石》)的嗟叹。
同样的“故道”充溢着安宁、止泊和生命满足的幸福之感。
晚唐山水诗中的故地之思未曾稍歇。
我们只要读一读姚合的“极目思无尽，乡心到眼前”(《晚秋江次》)，杜牧的“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南陵道中》)，温庭筠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商山早行》)等等，便不免被一片“孤迥”的“乡心”和“客心”带回迢遥的“故乡”。
有宋一代，苏舜钦的“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淮上遇便风》)寄归心于“归舟”；欧阳修的“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戏答元珍》)更是直言“乡思”成病，“物华”方休的思深情长；曾巩有“送春无限情惆怅，身在天涯未得归”(《城南二首》)的喟叹；苏辙有“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绩溪二咏·翠眉亭》)的追忆；张耒有“寄书故国还羞涩，白首萧条老病婴”(《遣兴次韵和晁应之四首》之一)的想像；贺铸有“经雨清蝉得意鸣，征尘断处见归程”(《病后登快哉亭》)的期待。
回归仍然是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书写不尽的块垒。
进入南宋以后，这个情结和块垒在时光的流变和诗歌的积淀中愈亦深厚。
“客里无人共一怀，故园桃李为谁开”(《浙江小矶春日》)，“饮罢此身犹是客，乡心却付晚潮回”(《重九赏心亭登高》)，范成大的“乡心”无法托付“故园”，人生始终萦绕着客愁，这也就是姜夔在“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湖上寓居杂咏》其一)中所要抒写的人世况味，同时也是南宋后期的文天祥在“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中所要表达的江湖归心。
从金元到明朝，诗人们的思乡之情与异域之感被极大地触动，他们同样在创作中尽情吟咏着他们的乡愁和归思：“回首乡园天渺渺，惊心时序水悠悠”(杨士奇《九日过宿迁县》)，“天涯何处寻归路，野景无边动客情”(于谦《太原道中晓行》)，“夜猿啼不尽，凄断故乡心”(何景明《峡中》)等，以人世旅途的倦怠、疲乏、寂寞与悲凉来表达归去的心声。
开清代山水诗风的钱谦益视山水为故国的象征，并由此发出“今愁古恨谁消得?只合腾腾放桌归”(《西湖杂感》其二十)的回归之音。
自号野人的山水诗人吴嘉纪因为“龙钟不还乡”而“羞见东西路”(《登康山》其二)。
这样的思乡愁情和回归之唱一直延续到与自然相与、与山水为友的中国古代末期的山水诗创作之中。
二、魂归荒野：回归与超越的自由之旅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回归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古代的诗人们究竟要归向何处?有学者认为：“‘比兴’所赖以产生的心态，为一种农业文化心态。
惟有在农业文化心态中，方能对人与自然之生命节律，抱有极亲切之一种认同，方能对人心与自然之相通，抱有一份关注之兴味，以及对人心由自然物而触发，抱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意会。
”2]那么，在农耕文明得到极大发育的中国，回归指向田园和村巷，当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回首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创作，我们又分明听见了另外一种全然不同但绵延不绝的声音：“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九章·哀郢》)，“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张衡《归田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孟浩然《夜归鹿门山歌》)，“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苏舜钦《淮上遇便风》)，“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苏轼《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自叹不如华表客，故乡常在白云中”(高士谈《晚登辽海亭》)，“一笑蒙城门下士，几归沧海几飞尘”(袁宏道《山居》)，“身如古初士，步步入鸿蒙”(吴嘉纪《和集之、简文登泰山绝顶观日出》)，“渔父频招手，回舟入杳冥”(屈大均《钓台》)，“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蒙万年雪”(洪亮吉《天山歌》)。
同样是回归的吟唱，但这些诗人归去的指向却并不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家园和故乡。
这些诗句中，无论是“山岭岩阿”，还是“鹿门南轩”；无论是“杳冥沧溟”，还是“白云春芳”，或者“水泽蝶群”，一言以蔽之，回归的方向都是“自然”，是“八还”，是鸿蒙万年的古初岁月。
这是一个比村巷田亩更为深远的指向，因为它们直接通向时间的幽眇深处——人类最初的栖息之所——也就是屈子笔下的“终古之所”，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万物群生、禽兽成群的“至德之世”——人类在此表现出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这就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和开始之初的荒野时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终古之所”、“杳冥之地”并非农业文化心态的产物，它属于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幽眇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