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一)historisch的应有之义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MEGA)的新版还是旧版(Marx 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都应该是模仿康德全集的书名。
在文献学上,historisch 是指将著作按照写作顺序来排列。
但是,作为实际问题,我们却很难将论文、资料和书信按照它们的撰写顺序来排列。
我曾按年份整理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政治活动以及其他理论家和党派的活动,做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年表”。
在做这些准备工作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副产品。
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始于1845年11月,就是在那之前的10月17日,马克思还想带领全家移居美国,并将这一申请提交给了自己的出生地特里尔市的市长。
后来马克思放弃了移居美国的念头,立即开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1.《穆勒评注》的地位对我们而言,historisch读解方法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揭示了马克思的写作顺序。
以《巴黎手稿》为例,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第一手稿》之后,并没有马上写作《第二手稿》,而是写了《经济学笔记》,特别是《穆勒评注》。
关于这一问题,我后来才知道中国过去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方式,即将《穆勒评注》置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来研究的。
但是,如果将《穆勒评注》放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会夸大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这让我又一次认识到了historisch的重要性。
只要将“交往和分工的外化=异化”,只要将“交往异化”这一点置于中间,广松涉先生的“马克思的异化论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客二元论是与唯物主义无缘的”论断就会失去论据,变成空中楼阁。
异化并不直接导致剥削,它说到底是人与自然之间,进一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代谢逻辑。
这是《穆勒评注》中的“交往”概念所告诉我们的。
《第一手稿》中“劳动者越劳动就越贫穷”虽然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强有力的控诉,但它也让许多人陶醉,从而失去判断力。
总之,只有弄清楚“交往异化”这一微观逻辑,才能弄清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交往”那一超宏观逻辑的意义,从而弄清楚马克思广阔的历史视野。
2.印度通信中的亚细亚土地所有我们再举一个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例子。
马克思通过具体资料来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是在给《纽约每日评论》报写的“印度通信”中。
这些通信实际上是分两次,而在这两次印度通信中,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1853年的第一次通信中,马克思的印度观是“全土王有说”。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这次通信,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文字实际上是从詹姆斯·穆勒的《英属印度史》一书的70页前后的叙述而来的。
但是,马克思好像只是引用了穆勒《英属印度史》第1卷70页前后的部分,而没有去读该书后面的部分。
如果他读到第265页,他会发现,穆勒坦白自己之所以提倡“全土王有说”,只是因为“不那样说,就无法说明谁是所有者”,这是一种略显不负责任的消极结论。
因为,穆勒混淆了租税和地租。
总之,马克思在第一次印度通信中的认识,即“在亚细亚,专制君主是唯一的所有者”只是他“仓促做出的判断”。
然而,在大约四年后的第二次通信中,马克思正确地反映了其后英国关于印度研究的进展。
人们发现,印度国土面积广阔,各地的土地所有制不尽相同,整个印度绝不可能都是一无所有的农奴。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全土王有说”的另一个论据是中国,而当时马克思对“中国农民也是彻底的土地私有者”的议会报告未加任何评论就予以了介绍。
《资本家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节,这一节与撰写第二次印度通信的时间完全重合。
而《资本家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的“亚细亚的总体奴隶制”等一系列论述早已超越了第一次通信中的“全土王有说”,因此,这些论述不可能成为教义体系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强有力的根据。
如果采取historisch的态度,就不可能得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总体的奴隶制”这一简单的图式,即使后来在马克思那里出现过一两个偏离这一主旨的例子。
(二)kritisch的应有之义在文献学或者书志学中,“Kritik”一词是指“对一个个单词的拼法及其位置的确认”之义。
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阿多拉茨基的旧MEGA,用马克思夫人的话说,都是终生在判读“像苍蝇足迹的字”的专家们汗水的结晶。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以kritisch的态度将他们判读出来的词句的意思一句一句地解读出来。
我以为,这才是对他们这些判读专家的尊重。
1.bürgerlich无论是谁,只要采取kritisch的态度就必然会遭遇对马克思原词的翻译问题。
如果有谁通读《资本论》原文,一定会感到恐惧。
如果本国语的翻译出色,那么读译本无疑是最合理的选择。
关于翻译的例子有很多,但最为典型且在数量上占压倒性地位的恐怕莫过于bürgerlich 一词。
因此,尽管举哪一处bürgerlich我还颇有些犹豫,在这里还是举一个译词差异明显的例子,即日文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
我对译文稍作修改:“在1844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显然,此处德语的英语原型是civil society或者它的法语用词。
此处的翻译还是“市民社会”。
但在后面对bürgerlich一词的“译者注”中写道:“在后面,我们将该词大多译为…布尔乔亚‟”。
但实际上并不是“大多”,而是“全部”。
“布尔乔亚经济学”、“布尔乔亚财富”这些说法勉强还说得过去,但是“同劳动的古代形式和中世纪形式相对立的布尔乔亚劳动”①这句译文又如何理解呢?布尔乔亚显然是不可能劳动的。
再举一例:“在布尔乔亚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里,人们还没有以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高利贷者等身份互相对立,而是以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身份互相对立”②。
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还未出现以前,商品交换者们就被翻译成了“布尔乔亚”。
原文是Bürgertum,而这毫无疑问是还没有特权化的普通的商品交换者们。
若翻译,只能译成“市民层”。
即使现在我们还不能马上做到,但是如果将bürgerlich按其原意自动地翻译成“市民的”,让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思考,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可以设想,经过暂时的混乱,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马克思像。
2.Gesellschaft和Gemeinschaft日语和汉语不同,为了强调某些外语词汇,有时会使用平假名,或者在日语文字旁边加上小字体的片假名。
我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日文版中使用了这种片假名,尤其是不厌其烦地使用了“ゲゼルシャフト”(Gesellschaft)和“ゲマイソシャフト”(Gemeinschaft)这两个词。
即使是日本的读者,对我的这一做法也不是很赞同。
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当需要进行严密的叙述时,如果将马克思的原词Gesellschaft翻译成“社会”,马上就会产生误解。
因为,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社会观”,都会将自己所解释的“社会”与该词重合起来。
日语中有“ムラ社会”一词,但这并不是农村村落之意。
在这次发生的福岛核电站重大事故中,很多媒体都使用了东京电力内部“核能村”一词。
在电力公司中,核能部门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由于大学工学部电机专业出身的人也不懂核电,结果学核物理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势力,学法律出身的社长等也没有发言权。
这种集团才叫“ムラ”。
整个公司是Gesellschaft,但其中的“核电部门”却是Gemeinschaft,他们共有特殊的存在感,拒绝外部的干涉。
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现在这一认识正得到深化。
“ムラ”(农村)是Gemeinschaft,而非Gesellschaft。
因此,“ムラ社会”一词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但一说“ムラ社会”,日本人还都能准确地理解并做出反应:“啊,是它呀”,在这样的日本,要想准确地传达马克思的思想还真是一件难事。
对等的人格首先要以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Beziehung)为前提,以物(Sache)为中介结成对等的交往关系(Verhltnis)。
“verhalten”有“揣摩”之意,双方彼此进行“估价”。
这才是此处的“Gesellschaft”之意。
因此,如果将Gemeinwesen翻译成时常包含Gemeinschaft之意的暧昧的“社会”一词,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
因此,我不惜借滕尼斯之力,用片假名来表示共同体和社会的区别。
尽管很麻烦,但实属无奈。
为不使中国读者产生混乱,韩立新先生在我的著作汉译本《译者解说》的最后,对汉语中大多被翻译成“共同体”的三个原词Gemeinde、Gemeinwesen、Gemeinschaft做了细致的说明。
在一般情况下,Gesellschaft虽然相当于中国读者也很熟悉的“社会”一词,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③还是以原词表示为好。
另外,相当于英语“舞会”的德文词是“タンッゲゼルシャフト”(Tanzgesellschaft),相当于“交际舞”的德文词是“ゲゼルシャフッタンッ”(Gesellschaftstanz),我很高兴韩先生明知中国读者看不懂仍采取了片假名来表达。
因为,中国读者在遭遇这些不熟悉的文字时,一定会感到有些别扭,同时也肯定会推测说:“瞧!很多日本人不也是不知道德语Gesellschaft一词的真正含义吗?”Gesellschaft与英语的party同格。
所谓的Gesellschaft并不是存在于眼前的东西,而是这样一种自由的组织体,即有意识地组织并参于其中,获得享受和合作感觉,有时甚至为了赚钱等达到目标就解散。
而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这样一些数不过来的临时party;或者是指NPO、NGO等有持续性的市民活动;此外还可以指那些不断运动的整体性的集合体。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有意识地使用Gesellschaft时,这种组织体即使没有“市民的”这一形容词,其实也是“市民的”。
如果从范畴的高度来对这些市民活动进行总括的话,它就是“分工和交换的体系”,而绝不是只有利己心的“商业社会”。
人在这里确认了自己属于“类存在”。
3.Kapitalismus由于受到帕索夫的误导,我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即《资本论》中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
但是,“果真如此吗?”未解开这一疑问,我曾从《资本论》的第一行开始查阅原文。
查第1卷时有几次想中途放弃。
但是,我不断鞭策着自己,终于读完了第1卷,就在进入第2卷打算“放弃这一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时候,终于发现该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