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读书报告书目名称: 《国史大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一、作者简介钱穆（1895年—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北京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二、内容提要《国史大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使用教科书体例编写而成。
全书在内容取材上详述汉、唐时期而略写辽、金、元、清，详写中原地区而略写周边少数民族，详于阐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而略于具体的人与事，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
作者指出该书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
在政治制度方面，该书将中国古代的政治演进划分为了三个阶段。
一是到秦汉时期完成的封建集权大一统；二是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完成的政府构成演变；三是到隋唐时期完成的科举竞选制度，至此，科举取代世族门第成为了中国延续千年的首要政治制度。
在经济发展方面，本书强调了经济建设与文化、政治建设的相互融合。
三者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中虽然并非每时每刻相互适应，但其总体趋势是在相互调和中的向前发展。
在文化学术方面，本书认为前秦过后，中国的文化学术逐渐开始脱离于宗教与政治势力，以一种平民化的气象氛围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并在北宋时期达到极盛。
三、推荐理由钱穆先生在全书中以一种独特连贯的眼光来审视时代的变迁，往往能将一个问题进行跨时代的系统梳理，扩大延伸。
钱穆先生还强调史学要与当下的现实相联系，不能将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进行单纯的堆砌，那样作出的只是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书中的内容处处以国家、民族为中心，主张发掘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精神力量。
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不在本书中有所体现。
钱穆先生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将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
四、精彩章节摘录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前言，第一页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
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历史材料中觅去。
——引论（一），第二页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引论（一），第三页于是有志之士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以往之大体者，莫不动声色称道，虽牵鼻而动，有勿悔矣。
——引论（三），第六页治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引论（五），第一一页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
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
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引论（七），第一三页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
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
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
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
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引论（八），第一四页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
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引论（八），第一六页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乎？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
——引论（十），第二二页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引论（十四），第三二页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当世其他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
——第一编，第一章，第九页此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所促成。
——第三编，第七章，第一一九页秦政府对统一事业，亦大有努力，举其要者，入广封建行郡县。
——第三编，第七章，第一二〇页开拓边境，防御外寇，此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
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局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
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
——第三编，第七章，第一二〇页平民政府有其必须完成之两大任务，首先要完成统一，其次为完成文治，汉政府之实际统一，始于景帝。
汉政府文治之蒸，则始于武帝。
——第三编，第七章，第一三〇页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与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第五编，第二十五章，第四一五页五、学员书评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影响，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盛世等等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
我们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
如今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西方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而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
可是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地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这点让我敬佩不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古国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发展。
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
大多数人在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的“熏陶”下，熟知不少典故，却对其民族的精髓与意义懵无所知，这犹如空呼爱国。
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
爱国是要有基础的，不知其源，怎知其性，不知其性，何谈爱国？知其原方能爱其本，不懂我国历史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国家奉献？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唤起我们国家的精神，增强民族的气质，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与气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延绵不绝。
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后人如若不知，谁来继续这个庞大构架的扩充？我们国家的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便是是独特。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
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
所以说研究历史并非毫无价值，相反，研究历史的价值是普世的。
钱穆先生在“引论”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以史为鉴。
问题是鉴什么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后记里说到“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上演，该发生的一千年前会发生，一千年后还会发生，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
钱穆先生在“引论”中说到：“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对本国过去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
”这样的人多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理解更深入，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以史为鉴”的确是我们研究历史意义之所在，如果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后果只能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们评判历史人物或历史朝代之所作所为不仅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瞰全貌，而且要走进当时的环境中去体察其目的、背景。
以秦始皇和汉武帝为例，秦皇、汉武历来是争议极大的两个帝王。
其实争议双方都有道理，暴君也好伟人也罢，因为彼此观察角度不同。
如果以秦汉背景分析以后世之影响力去考核，秦皇、汉武都是伟大的皇帝。
始皇帝刑法苛严，然背景是分裂之后的一统，“乱世宜用重典”，不严如何凝聚天下？何况苛严是有法可依，并非任意妄为；汉武帝改变了自高帝以来对匈奴一直实行的“和亲”政策，用武力进行主动出击，开疆拓土，但最终使得中原人口减半，誉之者认为他“雄才大略”，毁之者认为他“穷兵黩武”。
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制度，与今天相比，差异很大，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或者是自己的主观思维来评价他们，对其进行一味地否定或肯定，而是要走进当时的背景，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价或批判。
钱穆先生提到了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两个概念，使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来喜欢的“历史”原来只是喜欢历史资料，因为这样能显得自己很博学。
在目前史学教育极度欠缺的情形下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现在想想简直是亵渎了历史。
可以说我以前对于历史是急功近利的。
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这是本教科书，一直以来想看久远年代的史书，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才配得上“历史”二字。
《国史大纲》虽然是部教科书，但政治意味不浓，其根本思想乃是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探究中国是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
钱穆先生期望在这种反思中寻求拯救当下中国的方法及思想。
引论部分详尽地阐述了钱穆先生的历史观，看后受益匪浅。
本书成书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艰苦的时代，凝聚了作者对于本民族的强烈热爱以及对于当下的社会的深刻思考。
当时史学界出现了三个派别，即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
作者认为时下的历史俨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例如，书中写到：“革新派”主张“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又曰：“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他们眼中的中国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他们把当下之病症，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之专制。
显然这是种很偏激的思想。
然清帝退位，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文化，曰：“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两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弊”，与此同时也极力推崇古代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