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所谓“理事会换届”的若干质疑

——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八届全体理事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全体理事：

各位好！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所谓“理事会换届”的“第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作为一个拥有科学技术史二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的“211”高校的学科负责人、学术带头人的我，心情是沉重的，感觉是不平的。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八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承办单位、作为在国内科学技术史教学与科研具有影响的单位、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的理事单位（2名理事），每年招收纺织科技史（2-3名）、中国古代纺织工程（3-4名）、服装艺术史论（3-4名）总数近10名博士研究生，每年招收科学技术史（6-8名）、中国古代纺织工程（3-5名）、服装艺术史论（3-4名）总数15名左右硕士研究生，应该算得上国内科学技术史学术重镇之一，却在这次所谓的“理事会换届”中竟然连1名“理事”都没有，硬生生地被从“理事单位”中“除名”了！

乍听这一消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是我们努力不够，被国内同行给“差评”以至“拉黑”了。毕竟，科学技术史学科是东华大学2008年开始重点建设的全校11个校级重点学科之一，相信这种学校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在全国也不算多见吧？！平心而论，东华大学是努力的，在国内科技史界也有着广泛的好评。远的不说，在2012年全国学科评估中，东华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排名第八；近几年学科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荣获上海市哲学社科等省部级奖项多项„„。在第八届理事会中，东华大学有2位理事，占比2/57，而在这次所谓的“第九届理事会”选举（如果可以称得上是“选举”的话）中，东华大学竟然连1位“理事”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东华大学自上次承办第八次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之后又经过7年多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发展的“成果”？令人震惊，令人警醒！

一个月来，我作为学科点负责人，是在自责、不安与困惑中艰难度过的，百味杂陈，百感交集，时常生出“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之感！

古人云：“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我们在反省中找差距，在找差距中寻原因。但同时，我们也不时生出许多疑问，徘徊于息事隐忍与仗义直言之间，彷徨在自我默杀与还公于学之际„„我曾畏惧于人言，何必得罪他人于无形？我曾得友人心语，江湖之远何不独乐乐？理事，理事，不理不事，一理即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几度挣扎，几经沉浮。卒不能忍，心潮澎湃，草成此信，不吐不快，意欲敞胸襟于同仁、还公道于学林。

我只是想放下包袱，跳出本位主义的“小公”，站在第八届理事会一名理事的立场，本着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单位的原则，进而为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风清气正的“大公”，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这次所谓的“理事换届”乱象，从“情”、“理”、“法”三个层面提出自己的若干质疑。位卑不敢忘忧国，也借此希望引起科史学界同仁乃至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以及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有关领导的重视，共同敦促和监督学会按法、按章、按程序办事，公平、公正、公开，还科学技术史学界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一、从“情”的层面的质疑

“团结广大科学技术史工作者，促进科学技术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推动科学技术史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普及科学技术的文化和知识。”这是“学会秘书处”根据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学会管理处的要求，认可并承诺需要实现的目标。既然这样，我们想向“学会”提出以下质疑：

1、东华大学作为上一届会员全国代表大会及第二届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的承办单位，作为有2位理事的科学技术史一线教学科研单位，在这一次的理事会“选举”中竟然被无情地“踢”出了局。有道是，“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不是吗？请问，学会如此做法，寒了谁的心？像东华大学如此积极为学会“效力”的单位尚且被无情任意地弃如敝屣，今后学会又怎能“团结广大科学技术史工作者，促进科学技术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呢”？相信，有东华大学同样遭遇和感受的科学技术史一线教学与科研单位绝对不在少数！

2、据初步统计，这次所谓75名“理事”中，有多人年过60甚至年逾古稀，本该退居二线，但还留在理事会中，又有差不多20人是副教授甚至是博士刚毕业不久的讲师。根据学会章程，理事候选人首要条件是“学术上有成就”。我们学会的“理事”应该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的学术水准！请问，数量如此庞大的新入行研究人员能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水平吗？

3、以上海的科学技术史学科来说，上海交大与东华大学都是科学史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次上海交大竟有4名“理事”，而且还是3名“常务理事”（含1名“副理事长”）；作为只有一个二级硕士点的华东师大这次也有1名“理事”，而且还是副教授；没有硕士点的复旦大学包括附属儿科医院竟然也有2名“理事”；而东华大学有徐泽林、杨小明、邓可卉三位资历较深又年富力强（50岁左右）的教授，徐泽林、杨小明况且还是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徐泽林同时还是数学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小明同时还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学科（历史、科学史组）评议组成员，为何在本届“理事会”上连边都挨不着，仅仅被“恩赐”给邓可卉教授1名“代表”的名额？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学会”给在上海仅有的两家博士学位点单位之一的东华大学的“待遇”！厚此薄彼如此，山头主义如此，这于“情”字上能说的过去吗？！——同样，将科学技术史（中国医学史）作为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上海中医药大学，也与“理事”单位没有半毛钱的缘分！请问，这公平厚道吗？这能以情动人吗？

二、从“理”的层面的质疑

谁都知道，学会是大家的社团组织。即便是“自娱自乐”，也要点面结合、公平公道，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必须按章办事。唯其如此，方能团结大多数，激发全国科学技术史同行凝心聚气，迈向未来。

下面，我们就“围观”一下这次所谓的“理事候选人公示”名单及其“结果”吧。在“围观”与统计分析之前，我们有趣地发现：第一，“选票”中的74名候选人竟然与“公示”的74人有2人不符，而且最后的“结果”与“公示”的名单又有至少2人以上的出入！请问，程序何在？严谨何在？第二，据说学会“秘书长”鲁大龙副研究员的人士编制早就转到中国科学院大学了，现在已经是该大学的教师。所以，以下统计就将鲁大龙副研究员的“理事”兼“秘书长”归并到中国科学院大学。 （一）九家一级学科博士点单位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6名“理事”（减掉鲁大龙）。该研究所作为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国家队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挂靠单位，却无缘“理事长”或“副理事长”，只有“秘书处”推荐的1名“常务理事”（此为机动名额，非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推荐）。如此“安排”，非同一般！

2、中国科技大学

2名“理事”，包括2名“常务理事”，其中1名“副理事长”。

3、北京科技大学

4名“理事”，包括2名“常务理事”，其中1名“副理事长”。

4、南京农业大学

2名“理事”，包括1名“常务理事”。

5、北京大学

6名“理事”（博士点医学部2名），包括2名“常务理事”，其中1位“副理事长”。

6、西北大学

2名“理事”，包括1位“常务理事”（即“副理事长”）

7、山西大学

1名“常务理事”。

8、内蒙古师范大学

2名“理事”，包括1名“常务理事”。（“公示”时，“候选人”3名）

9、中国科学院大学

该大学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而成为一级博士点。

9名“理事”、6名“常务理事”（以上均加上鲁大龙），其中1名“理事长”、1名“秘书长”。

也就是说，在这次“理事候选人”名单中，全国9家科技史一级博士学位点单位共有34名“理事”，17名“常务理事”，1名“秘书长”，4名“副理事长”，1名“理事长”。

（二）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兼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硕士点高校

1、上海交通大学，4名“理事”，包括3名“常务理事”，其中1名“副理事长”。

2、华南农业大学，1名“理事”。

（三）一级学科硕士点高校

1、清华大学，6名“理事”，2名“常务理事”。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名“理事”。

3、河北师范大学，1名“理事”。（“公示”时，“候选人”单位误打印成“河北大学”）

4、首都师范大学，1名“理事”。（“公示时”，“候选人”2名）

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名“理事”。

6、广西民族大学，1名“理事”。（“公示”时没有候选人，投票时加入）

7、北京师范大学，1名“理事”。

（四）无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

1、华东师范大学（二级学科硕士点），1名“理事”（副教授）。

2、复旦大学（包括附属儿科医院！），无学位点，2名“理事”。 3、河北大学，1名“理事”。

4、湖南大学，1名“理事”。

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1名“理事”，即1名“常务理事”。

6、咸阳师范学院，1名“理事”（副教授）。

7、北京化工大学，1名“理事”。（讲师，“公示候选人”中没有，“会议代表名单”中也没有）

（五）其他单位

1、4家港台高校，4名理事。（“公示”中，冯锦荣的“推荐机构”与“理事候选人单位”不一致）

2、北京天文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气象局、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苏州市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各1名理事，共8名理事，包括1名“常务理事”。

3、中国科协、文化部田汉基金会、福建省科技厅各1名理事，共3名理事。

以上就是这届74名“理事会理事”的大致构成。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至少以下结论：

第一，“理事”名额数量分配失衡失范，“贫富”悬殊

个别单位挤占了过多的“理事”资源，使许多科技史一线教学、科研单位根本没有最起码的参与权、发言权，从而被严重边缘化。中国科学院大学不仅是“理事长”、“秘书长”单位，而且以动辄9名“理事”名额、6名“常务理事”名额（以上均包括鲁大龙在内）独占鳌头，占“理事”总额的12%、“常务理事”总额的25%！这使我国科技史队伍最庞大的学术机构且又是学会的挂靠单位——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相形见绌、望尘莫及。此外，北京大学拥有6名“理事”、2名“常务理事”、1名“副秘书长”，清华大学也拥有6名“理事”、2名“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拥有4名“理事”、3名“常务理事”、1名“副理事长”，北京科技大学则拥有4名“理事”、2位“常务理事”、1名“副理事长”„„仅以上5所高校就拥有29名“理事”（占比近40%）、15名“常务理事”（占比62.5%）、5名学会“候任领导”（占比71.4%）！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许多科技史一线教学、科研单位甚至连1名“理事”指标都分不上，从而被硬生生地“排挤”在“理事单位”的大门之外！“贫富”如此悬殊，“分配”如此不公，请问如何能够“团结广大科学技术史工作者，促进科学技术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推动科学技术史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普及科学技术的文化和知识”？

其实，除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极个别的专业科技史研究机构之外，其他单位的科技史专业人员大多不会超过10名。如果能制定所有单位的理事最高限额，譬如说2名，就足以使大多数一线教学、科研单位都能参与进来。同时，对以上“大户”高校单位本质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既有了“学会领导”或“常务理事”，外加1名“理事”或“常务理事”，便已足够凸显其“重要”地位了，又何必要挤占那么多“理事”指标呢？！事实也正如此，除过以上5家高校，其他高校的所谓“理事”名额还没有哪家超过2名的！所以，以上5家高校如果都能将“理事”指标定位在2名，那就会“腾出”19个指标，足以覆盖全国其他被“边缘”化的主要一线教学、科研单位。但愿在下的提议在某些人看来不是“与虎谋皮”，而是“让利于民”、善莫大焉的“仁慈”之举。

更有趣的是，个别非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无论在“理事”、“常务理事”、“学会候任领导”各项“指标”上，都力压许多一级学科博士点高校一头甚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