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是双刃剑——挑战与对策生物技术是双刃剑，它的发展既为人类造福，又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因此如何加速发展以给人类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又预防与制止灾害的发生是当务之急。
一、解决21世纪的挑战要靠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21世纪人类将面临着人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严重挑战，生命科学将担当关键的和最重要的角色。
我在学习和思考医药、环境、能源、资源、海洋等方面的问题时，越来越感到最终解决的办法离不开生命体和“回归自然”。
医药（包括诊断和治疗药物）：人类基因组和基因组的成就越来越竭示，发现和治疗人类疾病的最有效途径仍然是人类或生物中存在和产生的大小天然分子，因此几万种治疗药物中生命力最长的还是天然提取或经改性的化合物，这一类分子在体内作用后大多又分解为C、N、S、P、H2O排除体外，残存和积累最少，最安全。
能源：除太阳能、风能、核能外，目前人类使用最多的煤、石油、天然气均是在生物的贡献，生物可利用太阳能、CO2、H2O合成生物质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能源。
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亿万年来长期自然优化的结果，人口的增加、工业的发展，急剧地改变着地球的生态环境。
亿万年来以化学，物理及生物途径固定于地壳中的C、N、P、S、CI、F等被人们释放出来，污染了大气和水，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微生物——植物——动物的生物链遭到破坏。
从一个工厂、一条生产线来讲，对废气、废水、废渣的回收或利用，使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来达到排放的要求可能更有效。
但作为全球环境的净化最终还需依赖生物方法，能直接利用太阳能固定C、N、S、P微量元素等最廉价和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微生物和植物转化，自然生态已被改变甚至破坏，治理地球环境只能重新建立起人工的生态优化系统，因此研究生物处理方法尤为重要。
资源包括食物和使用资源，前者完全靠生物体生产，后者也越来越靠生物体，富矿的枯竭必须重新考虑使用贫杂矿及海水中的矿物资源，而有效经济的富集方法只有靠生物。
新型生物和仿生材料、可生物降解材料以及生物转化材料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均离不开生物体的作用。
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和战略地位突出，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产业化第一次浪潮是医药，紧接着第二次浪潮是农业，1999年后，广泛认为工业生物催化将成为第三次浪潮。
二、只有加速生物技术产业化能为人类造福要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生物技术必须加快速度实现产业化。
20世纪中与生物技术先后启动的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生物技术则处于孕育阶，是蓄势待发，由于生物技术有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和长周期的特点，从全世界企业五百强没有一家是生物技术企业，在中国最大的现代生物技术公司规模尚不及一家中型的VCD或DVD厂。
以产业化第一次浪潮医药为例，回顾我国基因工程药物发展的二十年，有些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初期是采用“国外零件，国内组装”，即紧跟国外，主要是对国外品种进行基因重组或部分改造、克隆、培养、申报药证，卫生部放开、鼓励，因此一个产品有近十个药证，正、副本都可以生产，于是一个产品重复建设十几家厂，而实际上在国内销售，只要有一、两家扩大生产能力就可供应全国，因此到90年代后期，许多以一个产品建厂的公司陷入困境。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实验室成果直接转入公司进行产业化，公司建立中试或生产装置进行中试和报批，批准后转入生产，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企业。
到90年代后期企业成熟，开始寻找成熟、有成套工艺设备技术和药证的成果进行建厂生产，但这类成果是越来越少。
因此成果价格飙升，开始出现建国以来成果转让最高价位的交易，一项价高达1亿、1.8亿、3亿。
1999年到2000年间国内生物技术的炒作热，使人们以为生物技术可造就千百万个暴发户，泡沫破裂后，企业和实验室技术的研究者都以为对方有欺骗，其实是炒作与实施的可能性的巨大差距造成的。
冷静之后，带来了一段时间的投资冷落与沉寂。
即使如此重视医药开发，我国医药状况并无改善，我国医药消费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很大，1994年全国人均年金额仅66.67元，1997年为116.87元，每年以16%的幅度增长。
医药销售总额约1400亿元人民币（医药七大类），每年以21%--22%增长，但进口药、合资药和国产药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基本上是三分天下，1997年就已达到了29:34:37，城市用药量占全国的2/3，而进口药主要用在城市，也就是说城市用药一半是进口的。
因此，1994年我就在全国医药会议上呼吁，我国将成为原料药的出口基地和成品药的销售市场,在加入WTO以后其危机越来越突出。
21世纪，我国医药生产和市场面临着剧烈的竞争和巨大的考验，只有走创新之路才能摆脱困境，需要广开思路发展我国的医药及其他产业群。
三、瞄准前沿也要根据国情建立我国特色的产业群从80年代初我参加国家生物技术规划讨论与制定时，就一直呼吁要避免“一窝蜂”上，低水平重复建设，其弊在近十年已明白显示，今后应引以为戒。
生物技术涉及的领域很宽，可选择的余地很大，抓住一个领域与方向可发展的空间也很大。
2004年应领导的要求，写过一份《生物技术战略发展的建议》可供参考，文章中提到的领域有：生物技术制药包括基因工程类药物（包括基因工程药物、疫苗、抗体、基因治疗等）、微生物制药、动植物来源制药、天然药物（包括中药现代化）、酶促反应与手性药物、药物新剂型等，农业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作物、细胞工程育种、生态农业、“农业超市”等，海洋生物技术包括蓝色农业、蓝色医药、海水工程等，生物能源资源包括生物质综合利用、生物转化氢能、冶金、化工、石油等工业的生物催化转，环境生物技术的全球环境净化、绿色技术、人工生态等。
显而易见，要实现产业化不止一个领域，更不是某一项目，需根据人类需求，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来选择和发展产业。
加速产业化进程有几点值得注意：1、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产业化的“哑铃现象”仍需努力改变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参与和原基因组的开展都表明中国已步入国际行列，但产业化方面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是工程转化的技术落后、仪器、设备仍主要靠进口。
80年代以前是倒金字塔形产业很少；90年代以来是哑铃形，两头大中间小；正常的应是金字塔形。
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有一事实上的改观，但变化不大，一些问题变得突出。
在政策、经费和管理方面仍然是重两头，轻中间，投入研究的经费增加了，加强基础研究，提倡创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工程技术的基础研究支持少，工程技术与设备的基础性研究投入少，仪器设备和生产系统在生技术中仍然主要靠进口。
科学院、大学的创新研究，人才培养与选择，“创新工程”、“长江学者”均以SCI论文数量为主要衡量标准，发表能收于SCI的论文成为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此风甚长，以科学院为例重大科技成果奖少了，可转化的专利成果少了。
浮躁心态漫延，科研项目的评审中裁判员、运动员集中于一身。
潜规则渗入到科研学术界，与腐败从研究生进入到高层。
以我熟悉的医药为例，生物医药从1986年起就是重点支持，但中国作为原料药的出口基地和成品药的销售市场的状况没有改善，且越来越严重，原因一是源头研究不足，重基因工程不重病理，病源研究，创新药物少，专利被国外复盖；二是工程技术、设备及生产系统落后，工程基础研究投入少，转化能力差；三是产业化项目少、规模小、水平低、成本高、品种少。
药证申批需要严格的程序和大量的临床试验，潜规则、润滑剂成了不争的事实。
2、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上、中、下游的关系生物技术上游是研发新产品的源头，中游生化工程是解决工程化与工业放大，下游产业是建立现代化的生产软硬件（装置），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技术与管理，实现供产销的顺畅物流，提供高质、稳定、低耗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服务于人类与社会。
2000年我以基因工程药物为例，从基因组（六楼）——后基因组——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生化工程——产业（一楼）的研究内容形象表示，简化为一座六层大厦，从六楼到一楼是可得到基因工程药物，从一楼到六楼是反馈信息提出要求的过程。
从六楼到三楼都属上游，二楼是中游，一楼是下游，走出一楼大门才是走向市场。
2000年生物技术作为高技术领域，已成为上市公司，抢占“卖点”之热，一哄而上，从电梯进入市场比比皆是，随意编织“顶级水平”、“顶级科学家”的肥皂泡。
我即呼吁在“造势”的同时，更要注意“造物”要明明白白投入，扎扎实实工作，遵循研究——开发——产业化的必由之路一步一脚印走好。
一两年后，肥皂泡破灭了，带来了一段时间的投资沉闷，生物技术股市低迷，如今虽已复苏，但遗风尚存。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重视上、中、下关系，极力组建工程中心，生化工程中心于1996年首先成立，近十年来全国先后建立十多个类似的中试转化基地，投入建设经费几千万到上亿元不等，工作有些开展，但均存在着：一是源头项目缺乏，从实验室购进，要价高、风险大，自行开发基础差、时间长，实现创新和高水平难；二是中试要求人员的综合素质高，即要有研究经验，又要有生产认识，要有研究探索的思维，又要有实际操作、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这么高的要求，却相对研究单位难于取得名，相对好的企业收入又低，因此难于凝聚和稳定一个结构合理的研发队伍；三是这种基地往往有硬件的投入而无项目开发经费。
加之生物技术特别是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周期长，技术、商业保密性强，因此多数运作困难。
目前各大省市为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又纷纷投资建立生物技术服务平台，平台的建设是非常需要的，如生物技术医药则需建设药物筛选平台、中试转化平台、动物试验平台等，它应有双重功效，除实现项目的中试转化外，还应服务本行业的科研、教学和生产企业。
因此，这些平台的建设不应只考虑固定资产的投资，更重要的使用这些资产的人才和团队，因为这是智力和技术的服务，更重要的是人才。
生物技术企业属于智力密集型企业，需要科技型的企业人才，要求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强，这样的人才很难寻找，这样的团队也很难稳定，名利方面的冲击太大。
按理说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培养生化工程人才，从数量来讲人才奇缺，但人才市场却出现“逼上考研”和“海归派”变成“海待派”的怪现象，从实际使用人才的方面看，人才培养的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离实际工作的需求差距太大，不得不引起重视。
3、发展大规模产业是发展高技术的基础国内，在生物技术初兴之时，我就撰人提出要采取产学研、金融、资本联合发展大规模的产业才有生命力，20多年来，以一个项目（药证）建立起来的生物技术企业，除保健品、饮料等少数企业发展规模较大外，均为中小企业、产、供、销一体化，加之市场不规范，大多举步艰难。
2001年我对国内有一定规模或知名度的生物技术企业进行调研统计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见下表）：生化企业发展概览一般来说，生物技术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和长周期的特点，一般民营企业很难进入，但情况正相反，民营企业约占一半，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原因：一是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利于引进人才和组织资金；二是决策利于抢占机遇，生物技术项目成熟期长，信息传播快，有好的项目出来，民营企业家便迅速抢占，先进入一部分再继续跟进，抓住了机遇，而国营企业需要反复论证，审批，经常是起早床赶晚集；三是民营企业大多依靠该项目成立新生企业，从技术到管理，到营销的体系可重新建立，能跟上最新机制的发展，而国有企业则显得僵化，往往大压小、老压新，使之难于迅速成长，甚至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