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幸福人生——读刘志钊长篇小说《物质生活》
2003-8-4 10:20:54 龚静来源：文景
《物质生活》是我2001年所读到的令人震撼和感动的不多的小说之一。
在去年初的《收获》上我读到它，作者刘志钊，一个陌生的名字，但《物质生活》所表现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我们并不陌生。
我不能形容那个冬夜里看完这篇小说所受到的震撼，仿佛就在寒夜里燃起了一盆心火，在已是灰烬的地方重新点燃，那种从激情洋溢的诗情生活到商品社会物质生活挂帅的历程，所有的精神和情感体验再一次回过来，那是一种无法在记忆中消失并且影响着当下生活状态的体验。
甚至在过去了差不多一年后再一次阅读，那种深入内心的感动并不因为时间的流失而隐没。
《物质生活》中的韩若东在80年代的“蓝大”是个远近闻名的校园诗人，有着瘦削的脸和凹陷的眼睛，穿打补丁的衣服，喝食堂的免费菜汤，在宿舍里秉烛夜读《傅雷家书》而哭泣，疯狂而冷静地割断左手四根肌腱，鲜血像小溪洇红了白墙；少年丧母，在被打成右派的脾气暴躁的父亲阴影下度日，盼望一条小狗，等来的是套上狗套的父亲为他当狗。
恩师乔万里的出现为韩若东找回了父爱，一首《父亲》的诗是他内心真挚的感动。
可是，他爱上了乔老师的女儿乔其，父爱再一次失去。
因为早年也写诗的乔老师说纯粹的诗人离现实生活太远。
韩若东激情飞扬写着《春游》：“其实我们和春天都已经打过二十来个照面了当然是一见如故那还用说吗海风热呼啦地迎接了我们……”却时时受着内心的煎熬，几次发作的癫痫一头联系着失去母亲的痛苦记忆，一头则是担心失去乔其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又与渴望做出一番事业证明给乔老师看的自尊连在一起。
曾经觉得远离诗歌的时代是可怕的时代的韩若东最终在小说的“第二部”中离开诗歌，成为一个商人，一个脸部浮肿虚脱、专横跋扈、多疑狂躁的商人，只是他这个商人因为从那样一种纯粹精神为理念的经历中蜕变而成，所以本质上其实并非在商言商的纯粹，他心灵的暗河里依然涌动着忘却的诗情。
虽然当人们为他戴上诗人和成功企业家的桂冠时，他已背不出自己当年写的诗，但当他和沙岗、张民（这个人物是作为“后韩若东”出现的）飞车来到他们当年看日出的山崖上，那首《春游》喷
薄而出，尽管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那个写诗的，为爱情而等待而哭泣，与乔其一起在南方写诗流浪的韩若东的确一去不复返了，如同那种以精神为甘霖为乳汁为生命中的热情寄托的时代也过去了。
我们遭遇到了物质年代，我们的身体和时代言欢，我们的情感注定要和回忆缠绵，守望我们青春和生命起程的家园。
《物质生活》仿佛一个时代精神史和生活史的缩影，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灵魂挣扎和物化的悲剧，这个悲剧是文学性的，也是现实性的。
“我们都这样不舍地追着匆匆的日子/并突然发现各自都以惊人的速度衰老/静默中期待着春光再次温存地照耀”（韩若东《日子》），日子就是这样将你的希望和绝望一起带给你，如同乔其发现住在豪宅别墅里并不比与韩若东贫穷但相爱相知的流浪日子更幸福。
幸福是什么？幸福并不是物质生活所能担负起来，临终的乔万里悔恨自己将“一名纯正的诗人，逼成了一个痛苦的商人”，他说：“请记住我的话：真正的幸福源于我们自身，真正的幸福属于善于理解幸福的人。
”可惜他没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却中了蒋运满的圈套，使韩若东愈加疯狂，成了一个杀妻罪人。
蒋运满是小说着墨并不很多的人物，这个人物作为一种唯金钱是英雄的认同者和既得利益者，是属于韩若东所意味着的价值观的相反出现的，他的气定神闲目空一切是对韩若东的嘲讽，也是对诗意精神的一种讽刺。
当韩若东在商场上与他再度相逢时，蒋运满却又变成了一个表面很禅意却格外心狠手辣的“假基督”，仿佛不把韩若东放在眼里。
作者设置这个人物我想是有意图的，蒋运满属于那种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并没有切实的信念，只是充分地利用各种手段在社会里撑自己的顺风船，如鱼得水志得圆满。
他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具体承载者压迫着小说中的韩若东，或许也压迫着曾经经历相同煎熬的同代人。
我们或许不会像韩若东那样对物质的力量俯首称臣，但我们谁能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
如乔万里这个人物，他以才识和翩翩风度成为学生景仰的导师，他欣赏韩若东，但他又认为韩若东的非现实性，他企图以自己历史的经验为这个时代和他个人远离诗歌找出一个解释，他说服不了韩若东，但他又无形中将他逼向物质生活。
当理想主义的偶像倒塌，乔万里已经是一个病若膏肓的老人了，他悔恨，悔恨自己将韩若东推向物质深渊。
其实即使他不逼迫，并不意味着韩若东不会变化。
现实的困惑不是历史和经验可以释然的。
乔万里最后说的关于幸福的话，与其说是他个人的人生感悟，不妨可看成是作者借此而阐发的思索，我想更可作为一种拨
动，拨动以不同方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心弦。
或许，在这样的意义上，沙岗这个作为叙事者“我”呈现的人物是希望所在。
在作品第二部中，配角的“我”处在更多的灯光中。
沙岗不像韩若东那样才情洋溢，他毕业后留了校，与同学艾可加结了婚，虽然有过在可加家人的“偷饺子事件”和与可加在招待所被人撞门的“招待所事件”，表现出与可加家人和社会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上的冲突，他基本是安于平常生活的。
但他在“张民事件”中挺身而出，为保护一个有才情但生活贫困的“后韩若东”式的学生不惜辞职（其实是被学校开除），从此开始了他下南方的打工生活。
在妻子不能忍受物质生活的窘迫而离他而去后，沙岗在南方物质主义的旋涡里还是过着一种边做导游边写作的生活，乔万里在病榻上也称赞他“始终在做着你喜欢做的事情，文学”，并且说他“是他们当中唯一离幸福最近的人”。
虽然沙岗最后还是没能与可加破镜重圆，但他坚持了自己的理想，我们没有必要要求这个人物光华四射，以至于能够抗拒功利时代的价值观。
沙岗的价值在于，在一个实利主义的时代，其实理想并不因为它光芒的暗淡而消失，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坚守，精神的操守不会因为物质而牵攀了自己的翅膀，只是飞翔的方式不再唯一，而脚踏实地的理想或许更有价值。
也许，沙岗的故事是一种平衡点，作者试图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
在韩若东的悲剧之外找到另外一种诗情。
不是那种疯狂地融化在春风中的诗情，而是慢慢地在生活中发现光芒，是激情落实到大地之后的光泽。
《物质生活》写得朴素，也因为诗情的激荡而灵动，它没有在结构或语言上玩什么花俏，它感动你的力量来源于人物命运，来源作者本身对所描述对象的激情和思考。
它藉了韩若东、沙岗等人物的命运，深深透视了一代人的青春，书写了那个激情飞扬、跌宕理想和激扬文字的年代，摹写了理想褪色之后商业社会的洪流，经由人物于两个时间上相接但又如此轩轾的时代中的沉浮，我想作者其实是在探讨精神、物质和幸福的关系，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一种幸福的人生。
“什么时候才会融化？/让我像糖一样融化，坍倒在你白玉的脚下？/什么时候才能打开？/让幸福像门一样打开，所有喜悦的飞鸟不请自来？/什么时候能让
你真的无所惧怕？/什么时候能天天看你微笑。
/什么时候我也会泪如雨下”
多么好的诗！这是韩若东最后一首诗，与小说题目同名。
是的，什么时候我们才真的无所惧怕？不必临某一种潮流而随波，也不必以一种放弃代替另一种拥有。
我们的生命何时才真的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