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形成民工潮群体特点“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1983年提出的，随后被大量地引用，初始出现在中国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后来成为整个社会一种通用的说法。

农民工作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新出现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其形成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从业人员冗余，他们为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报酬，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企业员工，具有不同于企业其他类型员工的特点：能够吃苦耐劳他们属于我国当前收入最低阶层之一，强烈渴望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农民工往往背负着尚留在农村的家庭对他们的经济上的依赖，因此他们对收入稳定有很强的偏好，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有着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朴实无华和安分守己的优良传统，在有些方面起着城市劳动力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

如基建工程、重体力或手工劳动的从业人员大都是农民工；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设摊开店，从事修旧服务业、加工业、商业、饮食业等，为城市居民提供特色服务，填补城市需要而又空缺的行业；而且城市劳动力不愿意干或干不好的一些重要的脏、累、苦和危险的工作多由农民工承担。

小农思想严重他们大多数来源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这些地区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小农思想根深蒂固。

他们习惯于算小账不算大账，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小进则满不求跨越；没有远大目标，.缺乏创新意识，无法超越自我；有着许多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缺少文明意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使他们过度自卑狭隘；有严重的乡土观念和传统，他们一般都是经亲戚或老乡介绍到同一个企业或地方打工的，在农忙、节日、婚嫁等时节常常要回家乡；缺乏组织观念和法律意识，碰到侵权之事较难采取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也较少向相关部门申请仲裁，要么聚众闹事，或是以死相挟。

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历史原因，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高，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不熟悉社会知识和务工常识；也没有什么专业技术，对外部信息了解和接收的能力极弱，信息极不对称，兴趣品位不高，对工作缺乏责任感和主动精神，对自己的发展缺乏抱负和长远计划。

外出打工具有盲目性；只能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谋生能力弱，就业难度越来越大，不熟悉国家的法律政策，不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普遍受到歧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而且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求职、就业、管理等都遇到不平等的待遇，而且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命运；享受不到任何城市职工普遍享受的养老、医疗、失业和生育等保险.，甚至连保障人身安全的工伤保险也常常没有。

还要遭受雇主的歧视；在公共场所也遭受一些人及各类管理执法人员的歧视、刁难等。

子女不能就近上学，私立学校费用高，进入附近的公办学校难，而且还要交一笔不少的赞助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一般都能享受的培训、再学习和下岗再就业等培训措施无缘。

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歧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受救助权得不到充分保护和实现。

经济拮据贫困“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

据有关统计，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600元以下，20%左右月收入在600元～8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千元以上的工资，所以他们中多数人的文化娱乐支出都为零，即便有也最多不过二三十元。

经济上贫困决定了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

生活质量低下他们大多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

衣着极为简朴甚至粗陋。

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简易工棚内，多人拥挤一室，采光通风差，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条件十分艰苦。

为节约开支，饮食一般比较简单粗糙，是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常客。

由于农民工普遍劳动强度较大，干活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从住处到工地再到住处的循环过程，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文化生活单调在许多城市，他们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

从事娱乐、餐饮、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农民工，还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生活，比如看电视和报纸。

但从事较为艰苦的建筑业的农民工则90%以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睡觉、聊天、打牌赌钱、闲逛是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

少数人偶尔也去看电视、电影或去看广场演出，但次数和时间都没有保证。

中青年人居多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人均耕地低于一亩的地方，出来打工的农民大约95%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新一代农民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

他们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城市，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难以适应农村生活，其流动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和现代生活转变；他们素质相对较高，思想观念已经远离土地和农业生产，更贴近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对城市表现出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但他们在城镇的待遇并没有得到提高，也较难进入城镇正式就业岗位序列，因而对获得社会尊重、平等和承认有着更多的期盼。

法律意识淡漠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农民工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

可以这么说，大多数农民工是法盲。

但一旦失去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农民工将很容易成为社会和企业的不稳定因素。

具有群体特征农民工在城市里相对比较封闭，生活空间有限。

自发性大，分散性高，组织化程度低。

他们往往有很强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传统意识，喜欢在企业中结集“同乡会”等自发性的非正式组织以同舟共济。

这类组织在农民工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没有专门维护其权益的正式组织，农民工在关系自己权益的谈判、交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但有时出于农民工狭隘的义气观和从众心理，这些非正式组织往往成为聚众闹事的罪魁祸首。

有关调查表明，近90%的农民工是通过亲友介绍或帮带等方式实现流动就业的，一般是同村、同乡的，要么是本县、本省的。

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的，明显呈群体性特征。

自2006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现象暂时消失，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媒体再次广泛报道“用工荒”;今年春节之后情况略有缓解，但仍比往年严重。

今天，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做客本期“首席观点”栏目，针对这一现象发表个人观点，他认为：“民工荒”问题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2015年拐点，婴儿潮一代的农民工已步入中年，8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则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有更高要求。

而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劳动力供需条件的变化也使我国过去由于担心就业难而进程缓慢的一些改革可以加快。

◎ 当前“民工荒”的特点与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目前的“民工荒”仍是区域性的，缺工最突出的地区是珠三角和闽东南的加工贸易出口业。

从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对比来看，伴随经济回升，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

这一比率虽然较高，但似乎显示全面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尚未出现。

然而历史上这一比例一旦超过0.96，就会出现局部民工荒现象，源于区域差异较大，目前东、中、西部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1、0.92、0.93，显示东部地区存在招工难。

在东部当中，珠三角、闽东南、长三角、环渤海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26、1.14、0.99和0.95，显示招工难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闽东南，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泉州。

缺工企业主要是从事出口加工业的中小企业，不仅是技工和管理人员缺乏，普通劳工也开始缺乏。

招工难现象在待遇低的企业尤为明显，广东省对500家企业的监测显示，300多家缺工企业月工资水平比不缺工企业低200~400元，且工作时间明显长于不缺工企业;而月工资水平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基本都不缺工(来源于2009年4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3个城市的就业市场供求信息统计)。

第二，愿意外出务工的民工数较往年下降。

今年仅有62%的返乡民工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比2008年同期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

另有30%表示要观望来决定是否外出，还有8%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务工工资太低、准备在家乡创业以及家庭事务。

在准备外出人员中，超过1/4的民工不打算回原企业上班，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和没发展前途(占14%)(来源于人保部今年2月份的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

第三，在外出民工中，去往中西部占比显著上升。

去年在东部地区就业农民工的数量减少了880万，而在中西部农民工就业数量大幅增加。

这一趋势在今年还将持续：东部地区今年春平均每个企业计划新招工156人，与2008年同期基本持平;但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平均每个企业计划新招工61人，比2008年同期增加16%。

因此，今年外出民工的目的地分布中，打算去东部地区的占71%，中西部占29%，后者比往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特别是就近就业比例大幅上升，河南省就近就业民工数量从2008年的600多万人增加到1100万人，湖南就近就业的民工占比较2008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30%(来源于人保部调查分析)。

记者：那么，您认为招工难的原因何在?哈继铭：短期来看，是区域增长更平衡的结果，内地就业岗位增多，与沿海的工资差距缩小，对农民工的吸收加强：我们早在去年7月17日的报告《未来增长更趋平衡》中就分析，过去沿海地区经济一枝独秀，农民工只有赶赴沿海才能找到工作。

近年来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的进步，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沿海企业向内地搬迁，内地经济增长开始赶超沿海，重演上世纪50~70年代美国穷州追赶富州，以及欧洲较穷区域追赶富裕区域的现象。

这使得内地企业数量明显上升，用工需求增加，为农民工提供了在家乡就近就业的机会。

而且中西部工资涨幅加快，与东部工资差距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外出打工者的月均收入东部地区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只比中西部高5%，而5年前东部工资比西部平均高15%。

但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区沿海打工的积极性下降，尤其是去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当地产业结构以较低端的出口加工业为主，企业主将工人工资压得较低;而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工资水平和涨幅高于珠三角，因此对民工的吸引力也较高。

此外，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增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也使农业收益比过去有提高，部分农民返乡从事规模种植和农产品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