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中不西，我们面临的道德困境时间:2010年02月12日 11时29分来源:新华网作者:杨维中坛主小传杨维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在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
1998年留校任教，著有《道生大师传》、《心性与佛性》等学术专著。
拾葚异器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
遇饥荒，拾桑葚母子充饥。
一天，巧遇赤眉军，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扼虎救父杨香，晋朝人。
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心中想念着父亲，奋不顾身冲向老虎，骑在背上扼住虎颈，捏住虎的呼吸，勒死老虎，虎口救出父亲。
行佣供母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
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
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
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百里负米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
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
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
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涤亲溺器黄庭坚,字鲁直,号涪翁,又号山谷,江西洪州分宁(今修水)人。
北宋著名诗人，开创江西诗派，著有《山谷集》行世；又以精于书法著称，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
黄庭坚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怀橘遗亲陆绩，三国时期人，科学家。
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
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
”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
芦衣顺母闵损，春秋时期鲁国人，他生母早死，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
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
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
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父亲十分感动，继母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弃官寻母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
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
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亲尝汤药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
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
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戏彩娱亲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
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
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核心提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
”中国古代社会认为：子女是父母的财产之一。
当今年轻一代在理解家庭关系的时候，最反感的就是这一条。
我们现在的家庭伦理既不是中国古代的，也不是西方的，所以叫“不中不西”。
古代社会形成的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子女要无条件地孝顺父母。
现代中国社会流行什么？是从西方法律引进的一条原则，叫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
谁在保障？它实际变成了一个“良心”的东西，而“良心”能作为权利和义务背后的保障者吗？显然不行。
所以这种理论在家庭问题的处理上失去了神圣性和权威性。
我要讲的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问题，我把它叫做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一种血缘或者说哲学关系。
现在幼儿园喜欢用“亲子关系”这个词，我不喜欢用这个词来表达。
日、韩及我国台湾的媳妇为何难做《孝经》里有这么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
”这句话很准确地表达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血缘的、肉体的这种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认为：子女的身体是由父母给的，所以子女的生命是属于整个家庭、家族和父母的。
古代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再下来是宗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子女是家庭和家族的财产之一；子女是父母的财产之一。
当今年轻一代在理解家庭关系的时候，最反感的就是这一条。
我们的儿童是什么？祖国的花朵。
我这一代人经历的恰恰是父母教育儿童时所遇到的一个思想观念混乱的时期。
比如说，父母要打子女，我们还是孩子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没有权力打我。
”——“我为什么没权力打你呢？”父母说。
——“因为我不属于你。
”——“那属于谁呢？”——“属于国家。
”“我是祖国的花骨朵，你打我等于摧残祖国的花朵，摧残祖国的花朵是要犯罪的。
”这种对话有没有道理？表面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我十岁之前是处于“文革”期间，给父母扣一个“反革命”的帽子，会把父母给吓退，父母要打小孩，还真不容易。
但是我们都知道，古代社会父母对子女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生就是让他出生；杀就是把他弄死；予就是给予；夺就是我给了，我不高兴，我再拿回来。
这种权力在古代是完全合法的，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但在当今的社会，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财产的占有关系，所以不要说生杀予夺了，父母甚至没有权力干涉子女的重大事情，比如婚姻生活、之后的家庭生活模式，更不要说把儿子的财产从儿媳妇手中夺回来，这些都不可能去做了。
港台、或者说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仍然接受了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生活的孝道的解释模式。
大陆的女子嫁到台湾做儿媳，说台湾豪门的儿媳很难做。
为什么很难做？哪怕你原来很有地位，是明星，嫁到台湾的家庭里面，你仍然要全心全意地做家庭妇女，仍然要跟父母住在一起，要行孝。
韩国子女要结婚的时候，要专门去进修一两年。
日本的、韩国的、甚至中国台湾的子女在结婚的时候，主要是女性娘家人要专门送女儿到专门的培训班去学烹饪、缝纫甚至打扫卫生等各种技术。
否则女儿没有这个技术，嫁到人家是要受嘲笑的。
这种家庭生活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现在仍然在坚持，但在我们大陆早已不知被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家庭伦理是不伦不类的。
不是中国古代的，甚至说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
所以叫“不中不西”、“不洋不土”。
今天为何没了“四世同堂”古代社会形成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子女要无条件地孝顺父母，不管这个父母有没有好好照顾子女，不管任何情况，子女只要有能力都要无条件地孝顺父母。
现代中国社会流行什么？是从西方法律引进的一条原则，叫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
这一条跟古代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跟古代是完全相反的。
当今社会儿女在行孝问题上最大的一个借口是：我没有能力。
还有一个借口就是说：你小时候对我……所以我现在对你……城市里面还能够做到儿女之间、男女之间平等地分担一些费用。
但在农村是行不通的，一般的农村还比较流行养老是儿子的事。
我把它叫做“文化解释的缺陷”。
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
我们立法的时候，“用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来解释家庭伦理”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这个方法在西方没有问题。
西方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权利和义务在解释西方家庭伦理的时候，它的权利是什么？权利和义务的给予者是谁？是上帝。
是上帝给了这对父母一个子女，所以，子女得到慈爱是上帝在后面支撑。
那反过来呢？子女从上帝那得到了抚养的保障。
上帝现在要求你归还这个义务，归还这个权利所获得的东西，这就是尽义务，而这个义务仍然是由上帝保障的。
“你不尽义务要下地狱”，这是上帝说的，所以你不能不做。
那么在中国引进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原则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谁在保障？它实际变成了一个“良心”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感觉”的东西。
“良心”是什么？是“心”，心是良的，它就是“良心”，心坏了，它就是“坏心”。
那“良心”能作为权利和义务背后的保障者吗？它是不行的。
所以这种理论在家庭问题的处理上其实失去神圣性，失去了权威性。
权利和义务平衡的方法，最后导致了我们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思维的混乱。
于是，将古代那种绝对的顺从打破了，而新的方法没有产生，以致我们现在行孝靠良心，而不行孝却是天经地义。
比如说以小时候父母对几个子女有偏心的现象为理由，或者80后独生子女更独特的理由——我为什么没有生在千万富翁的家里，就是因为你们(父母)不努力；为什么小时候同学家里什么都有而我什么都没有或者是有的不多；甚至说父母都是笨蛋，为什么呢？代代笨蛋，我不幸生在笨蛋家庭里面，我没有条件，所以当我长大努力出来了，你们没有理由享受我的成果。
这样一种自私的理论让我们这一代人很寒心。
我们40岁这一拨人在议论的时候说我们培养儿童也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们尽心尽力之后有解嘲的话——我们已经预先打好预防针，我们会在老了以后把自己送到敬老院去，连费用都不要子女承担。
我们这代人很有牺牲感，但我们是不得已的。
谁不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但是独生子女要管四个老人，面临生活的困境，实际上就是我们破坏了一个东西又不适当地引进了一个东西，引起了我们思维的混乱，引起了我们家庭、社会秩序的混乱。
我们称“家”是家庭，“国”是国家，中国古代社会用现代学者理念来研究，其社会结构就是：国家之下就是家族，家族和家是一体的，我们把它叫做“家国同构”。
为了保证“家国同构”中“家”的稳定，古代社会有个规定，这个在汉代以后的法律文书里面都能看到，有一句话就是：祖父母在，子女不能别居。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祖父母——爷爷辈还健在，做儿子的，做孙子的没有权利提出分家。
再通俗一点讲：三世同堂的家庭在古代是常态。
正常的家庭应该是三世同堂。
别居的标志是分灶而食，就叫别居。
别居的最低标志是分灶而食，一个家庭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主要的标志是吃饭是不是在一起。
依靠这样的法律规定，男丁身体状况比较正常的话，任何老人身边都有后代陪伴，不存在独居老人的问题。
这样，老人的权益、老人的生活会更好地得到保障。
用这一条对照，我们有时候感到比较沉痛，现代中国大陆的家庭做不到这一点。
我到中国港台、日本、韩国考察他们的家庭生活，子女有能力、很健康，都不会出现老人独居的问题。
我们四十岁这拨人流行一种很悲哀的观点，说跟老人住在一起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