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记得某次有家媒体采访我,问起有没有一本书,是每年都要拿出来读的。
对于我,这样的书不止一本,第一种就是《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一九九二年,因为一所小学缺少师资,所以我提前半年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小学教师的岗位。
教了一个学期数学后,我向校长提出,想教语文。
校长答应了。
可是怎么教呢?心里没底——还是向书本求教。
九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买到了上下两册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购书发票一直夹在书里。
一本书,读了二十多年,读出些什么呢?说出来,读者诸君一定会惊讶——第一是感到惭愧。
抄几段老先生的话在下面: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
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章是不够的。
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
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
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我们经常说,语文课要有语文味,不能把语文课上成品社课、历史课、地理课等等。
语文课要教授语文本体知识,训练语文本体能力。
但有的老师一讲课文,就习惯性地围绕思想教育展开。
叶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国家正处于抗战时期,可以想象,那个年代中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可他却明确地提出思想教育问题,不是语文一个学科可以承担得起的。
那么语文教学“独当其任”的“任”是什么呢?叶先生说: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
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
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
这种训练是否就是让学生多读多写呢?叶先生说不完全是。
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
第一,必须讲求方法。
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
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
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
多读多写,只是表象,背后是方法的传授,习惯的养成。
反观当下,有多少教师能将教法与学法合二为一,能去琢磨学生怎样才能学会,能关注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其实不要说这些,很多老师连“多读多写”都没有做到。
一九一九年元旦,叶先生与王伯祥先生合写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发表在《新潮》杂志上,其中有如下一段:总之,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
教者有思想欲发挥,有情感欲抒写,未必即可命题,因学者未必有此思想有此情感也。
教者心赏某文,玩索有素,未必即可选为教材,因学生读此文,其所摄受未必同于我也。
必学生能作之文而后命题,必学生宜读之文而后选读,则得之矣。
读上述引文,反躬自省:编选各种读本时,我们是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的吗?开发各种校本课程时,我们有没有深入地想过,这是学生需要的吗?说实话,现在如果有教师自己想写一篇文章,然后要求学生一起写,还真算是不错的了。
每学期除了工作计划总结,别的一概不会写或者敷衍了事的小学语文教师大有人在。
所以,每次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百余年来,小学语文教学到底进步没有?小学生的语文能力提升没有?每次这样想,惭愧焦灼便油然而生。
第二个感受是叶圣陶先生的书能让人眼目清亮。
几十年来,小学语文一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科。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小学语文教学用时很多,效益不佳。
于是,各种实验、改革层出不穷,甚至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地步。
以至于有的老师常把“越来越不会教语文”挂在嘴边。
想攻坚克难,想改变不好的现状,当然值得嘉许。
只是,面对各种改革经验,我常会回到叶先生的书中,经常想,如果在改革前,认真读一下叶老的文章,应该能少走很多弯路。
还有些实验甚至可以不做。
比如:阅读书籍的习惯不能凭空养成,欣赏文学的能力不能凭空培植,写作文章的技能不能凭空训练。
国文教学所以要用课本或选文,就在将课文或选文作为凭借,然后种种工作得以着手。
课文里收的,选文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
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一些单篇短什就够了。
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琢细磨得研读工夫正宜从此入手;一篇读毕,又来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阅读的兴趣也不致单调,所以取作精读的教材。
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不是说不需要指导),这就是略读。
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
现在有的老师抱怨教材不好,于是用一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草草教完课本上的内容,然后组织学生大量读书。
乍一听,觉得很不错。
可仔细一想,问题很多。
第一,课本再不好,不会一无是处吧。
如果不做具体分析,一概草草了事,是否恰当?第二,课本体现着学生在某学段应该掌握的知识与能力,用很短的时间教完课文,那些知识与能力,能学扎实,练到位吗?第三,让学生大量阅读之前,应将阅读内容、要求等课程化,阅读效果应可检测,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一线教师能做好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要问的话,还能问出很多。
其实,将教材扔在一边教师,往往对课程、教材缺乏客观的认识,而且不善于教书。
真正会教书的老师,能发现教材的问题,能二度开发利用,能用教材教,教会学生方法。
依靠教材,上好精读课实在太重要了。
叶先生对精读课和略读课的功能、关系论述得太好了。
没有“准备”,如何“应用”?没有“细琢细磨”的精读课,一味让学生自己粗略读去,时间一长极易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天资聪颖的孩子或许自己能悟到读写方法。
天资一般,家庭教育背景不佳的孩子没有教师的指导则什么也得不到,然后恶性循环,越来越差。
特别是在班额较大,学生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必须充分重视。
因为教师要关注的是全体学生的发展,而不是部分基础好的孩子。
精读课没上好,有问题不想改,却另找他途,这不变成自己生病,别人吃药了吗?再比如,当下,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在班级里大力推广儿童文学阅读,这当然是好事。
不过,有的老师走得急了些,将大量时间用于文学作品欣赏指导,而疏忽了语文教学。
更有老师提出激进的观点——让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学。
让我们听听叶圣陶先生是怎么说的——“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
”他说,国文里除了文学,还有大量普通文。
普通文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
”他认为,中学生首先要学习写好普通文。
我想,小学生更应该如此。
因为“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
”我猜叶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大概是会招来不少反对意见的,所以他进一步阐述:我也知道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而且知道古今专习文学而有很深的造诣的不乏其人。
可是我料想古今专习文学而碰壁的,就是说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的,一定更多。
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
这样朴实的文字,读进去,真是振聋发聩。
叶先生的书能让人逐渐变得通透。
叶先生做过教师,编过教材,创作过文学作品,对于语文教学中的很多细小现象,总能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
举一个小例:我在外上作文示范课,做作文教学讲座时,常常有教师问及作文批改的问题。
因为有些学校对于作文批改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有眉批,有总评,有圈划,有修改,甚至对评改还有字数规定。
叶先生也多次谈过作文的批改,他说:老师改作文是夠辛苦的。
几十本,一本一本改,可是劳而少功。
是不是可以改变方法呢?我看值得研究。
要求本本精批细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与其事后辛劳,不如事前多做准备。
平时不放松口头表达的训练,多注意指导阅读,钻到学生心里出题目,出了题目作一些必要的启发,诸如此类,都是事先准备。
做了这些准备,改作文大概不会太费事了,而学生得到的实益可能多些。
老先生讲得多明白——工作要做在前,平时教得好,将学生表达的欲望激发出来,作文批改就不是苦役,而是享受——因为那时教师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分享学生的见闻感受。
很多同行常纠结于教育教学现象的细枝末节,其实,换一个角度,参透教育教学的本质,很多困难就能找到破解之法。
如果配套的管理制度能更专业就更好了。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初版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一年才第二次印刷。
去年二月终于出了新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过一套五卷本的《叶圣陶教育文集》,内容更丰富,且不难买。
若将两种书放在一起读,收获会更多。
叶圣陶先生那代人,对古代的东西、现代的理念都熟悉,大半生在言说相对自由的时代度过,虽然他们都已故去,但很多思想却依然走在当代人的前面。
感慨系之之余,面对当下社会上数不胜数愈发严重的“读不通写不好”现象,他们的书总要经常读才好,小学语文教师总要想清楚“语”和“文”到底是什么,到底该怎么教,然后不懈努力才好。
201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