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的异同点1、不同点：（见表格）（1）模型的理论假设不同，理性模型是假设人是一个经济人、有限理性人，而渐进模型则是假设人是一个有限理性人（2）手段与目的不同，理性模型是从目标到手段，而渐进模型是从手段到目标（3）认识论基础不同，理性模型是奠定在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的，而渐进模型则是奠定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

（4）政策制定的依据不同，理性模型具有科学性、技术性，而渐进模型具有政治性、价值型（5）行为与结构不同，理性模型是个体及组织行为，而渐进模型则是结构、制度（6）民主与精英的取向不同，理性模型趋向精英化，而渐进模型趋向民主化2、相同点（1）两者都遵循事物的前进法则。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因此决策活动采取渐进方式，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前进，就可以避免出现重大失误。

渐进决策模型正是对这一规律深陈家刚-被误导的关系：渐进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9刻认识的体现。

理性决策模型也并不主张违背这一法则，而是充分尊重这一法则。

为此，它主张，决策必须对前途充满信心，对现实有引导作用，同时也要正视客观现实，充分重视前进中的阻碍因素。

遵循事物的前进法则，是理性决策现实性的根本保障之一。

（2）两者都能体现知行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

渐进决策的过程与之完全一致：决策——实施——再决策——再实施，逐渐地迈向预定目标。

这就是渐进决策过程的一种描述。

理性决策也同样遵循这一决策过程的引导。

它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

它既强调认识的实践来源，也强调认识的实践运用和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脱离实践的决策不会具有现实性，脱离认识的决策不可能体现理性。

违背实践与认识辩证法的决策，不可能是理性的或实践的。

实现知行观的统一，是理性决策的理性精神和实践精神的又一根本保障因素。

（3）两者对思维能力的认识是相通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按它的本质、使命、可能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不是至上的和有限的。

”[7](p126)由此，渐进决策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决策，则是对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的确认，而它通过不断的努力，朝着目标迈进，则又体现了人的思维的无限性。

而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思维的有限性决定了理性的相对性，思维的无限性决定了理性的可能性。

思维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辨证关系决定了实践理性才是理性决策模型的基石。

这意味着，它也决定了理性决策的具体性与现实性。

总之，可以说，渐进决策模型的理论基础，并不必然排斥理性决策。

它们对于理性决策模型的建构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根据它们，将可以使理性决策模型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理性决策模式与渐进决策模式的区别所谓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的行为。

"[⑧]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一种趋利避害的思想模式和思维模式；在实际过程中，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扩大目标成就的行为选择。

理性决策模型的有以下特征：（1）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明确一个所有利益关系人达成一致的政策问题。

（2）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明确所有目的、目标并对所有目的、目标的排列达成一致，这些目的、目标的取得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3）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明确有助于达成每个目的和目标的所有政策选择方案。

（4）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预测由于选择每个方案而导致的所有结果。

（5）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根据对目标和目的实现的所用来比较选择方案。

（6）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选择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的方案。

著名行政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A•西蒙的（Herbert A. Simon）"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人类理性是有条件性的，是相对的。

虽然在数学中理性可能是无与伦比的（即使这种高级创造活动也会受到潜意识的支配），但在实际的社会活动过程中人们难以避免地会受到直觉或判断、经验、信息的准确程度、价值判断取向等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而不是去追求最优、最大值的所谓客观理性（object rationality）。

因为客观理性的决策模型只是理性决策模型的一种假定模式，只是一种形式理论，而不是真实世界中的政策方式。

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区分事实与价值，因为价值偏好并不能代替事实；必须区分手段与目的，因为一定的政策目的只是更远大政策目标的工具，理性只存在于这样一种系列式、层级式的手段——目的的动态过程之中。

事实上，政府从来只是对有限的政策选择进行有限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且从来不能肯定有限的选择已经包括了最佳的解决办法。

除此之外，政府从来没有拥有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的权力，随心所欲地设定和推行公共政策。

据此，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认为，现实政策分析和政策决定的选择标准、评估标准不应当也不可能是最佳的（optiming），而应当也只能是满意的（satisfying）或次佳的（second best）。

只有建立这样的策标准，才有可能实现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统一，进而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

2、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行政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的"渐进决策"模型观点：针对理性决策模型的"经典"的问题解决的模式：（1）面对一个存在的问题；（2）一个理性的人首先澄清他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然后在头脑中将这些东西进行排列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组织；（3）然后列出所有可能达到其他目的的主要政策手段；（4）并审查每项可选择的政策会产生的所有重要后果；（5）这时他就能将每项政策的后果和目的进行比较；（6）因而选出其后果与目的最为相称的政策。

提出质疑：（1）界说政策问题的困难。

决策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既定的问题，而是必须确认并明确他们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在"问题"是什么这点上有各种争论的余地。

没有任何可以通过分析来解决这一争论的方法。

因此决策分析就有了一个局限，而决策中的"政治"和其他"非理性的东西"也必需有一个进入决策的时间。

（2）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充分的信息。

上述"经典"的问题解决模式中的第2步到第6步实际上对一些复杂的问题束手无策，即使采用最新的技术和计算机也是如此。

一个明智的决策者并不试图去完成这些步骤。

因为澄清和组织所有有关的价值观，排列所有重要的、可能的政策选择，探究每个选择可能产生的无尽后果，然后将每一选择的多种后果同阐述的目标进行比较——所有这些都超越了人类的智能，超越了一个决策者为解决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也超越了他所能够得到的信息。

另外，作出一个决策也不能不考虑到时间限制和分析的成本问题。

（3）确立目标或价值观的困难。

作出一个决策，必然涉及到分析者的价值观问题。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可能是相同的。

因为价值观无法被经验地证实，终极的主张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因此，分析既无法证明任何人的价值观，也无法命令人统一他们的价值观。

更何况涉及到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在政策标准上达成一致意见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4）对政策分析的抵制人们以冷漠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政策分析，原因在于决策者在政策分析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人类的智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获得充分足够的信息，决策者在决策时很难将事实和价值分开。

此外，人们不可避免地一直受到那些想操纵他的人发出的大量信息的干扰，受到来自于外来环境的干扰。

另外，组织阻碍了令人满意的分析，组织中的等级差别妨碍了信息交流；通才与专才的竞争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并成为偏见的来源；组织的录用政策可能吸引不了能干的人；提升的基础或许是与组织一致，而不在于有分析技术等。

林德布洛姆在对理性决策模型作出挑战性的批评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林德布洛姆认为，决策的过程只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行政策稍加修改而已。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上去似乎行动缓慢，但积小变为大变，其实际速度往往要大于一次大的变革。

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是不可取的，"欲速则不达"，它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他这样总结道"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者或安于现状者或许看来不像个英雄人物，但他却是个正在同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来说硕大无朋的宇宙进行勇敢的角逐的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

中国的改革开放远远胜过俄罗斯的“休克疗法”20世纪的后半叶，全世界都观察到两种国情相似，但改革方式和效果都不同的改革模式，一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种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所不同的是，前者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及喝彩，而后者却导致了一个国家的解体和没落。

这主要是中国人的智慧赢得了这场改革的胜利，回首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都在为自己的国家捏了把汗。

偶然当中蕴含着必然，中国之所以能成功，自然有中国的原因。

而俄罗斯能有改革的失误，自然也是因为它自己的原因。

看看俄罗斯的改革历程就能明白了。

当年俄罗斯改革的时候，西方很多国家的高级经济学家及学者们都云集莫斯科，给俄罗斯出主意想办法，设计出了种种美好的改革方案，真是这些方案，把俄罗斯忽悠的不知所以然。

当年，西方国家向要求改革的国家推荐一套自由主义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主张“震荡疗法”。

俄罗斯实行广泛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给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

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

结果，这场私有化改革变成了权贵对贫民的掠夺，1998年10月5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俄罗斯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掠夺对象的犯罪事实。

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

“私有化更准确地讲,就是腐败化”。

连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雅诺什•科尔奈也承认,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私有化的同义语。

这些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财富巨大掠夺和贫富差距，改革没有使老百姓受益，让国家经济陷入了衰退的境地。

在这方面，中国要做的好多了，改革当中虽然出现了些不好的现象，但是中国依然维护了公有制的强大地位和实力，保持了国家控股的局面，客观上保证了国有资产不流失，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