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2期时至今日，有关茶文化的定义可说是众说纷纭，有关茶文化研究的专著也可谓是数不胜数，本刊主编施由明先生的新著《明清中国茶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既可以将之看作是一部明清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称之为一项从茶文化窥探明清社会历史的研究，在茶文化研究领域可说是独辟蹊径之作，有值得介绍的必要。

一《明清中国茶文化》全书35万字，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八章。

“绪论”中，作者指出，中国茶文化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各分支文化交织、渗透在一起，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讨论“明清中国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史中的地位”的问题时，作者主要分析了明人留下的大量有关茶史文献，以及清人在汇编茶书方面的成绩，实际也就指出了对明清中国茶文化进行研究探索的必要性。

从文章内容和结构来看，八个章节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四章的内容，每章分别就明代文人、清代文人、明代皇室贵族以及清代皇室贵族的相关茶事活动作出论述，实际上就是将两组类似人物两两对举，恰恰也是明清两朝茶文化的对比。

其中第一章“明代文人：创造中国茶文化史上的精彩篇章”，作者首先分析了明前期朝廷所实行的高压政策对文人生活的影响，那就是多数循规蹈矩，表现在茶事方面就是少群体性，真正对茶文化产生影响的恰恰是出身皇室的贵族文人朱权。

接下来作者则用较为丰富的篇幅着重对明代中后期文人的适情适性以及他们对茶文化创造、在茶文化中的贡献进行了论述。

作者从政治高压的松懈、科举仕途的狭窄以及经济发展和物质享受趋使刺激对明代中后期文人适情适性性格的形成中的作用，而文人适情适性的性格恰恰有利于他们对茶文化进行自我塑造，品茶也就往往与艺术鉴赏、游山玩水、闲情适性相和。

作者还指出，明人在以茶为媒的适情适性的生活态度中所形成的茶文化，使得明代在中国茶学史上、明代文人茶艺在中国茶文化史上有重要贡献，明代的茶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有一定贡献，第二章是“清代文人：整理历代茶文化文献”。

清代是异族统治中原，作者指出，不论是亡国之痛，清朝文字狱还是功名利诱，其实都在压抑文人性情，这种情况下，考据学虽然兴盛，但实际却是文人性格内敛的表现。

因之，文人品茶只是在其中寻找一些性灵的舒放，其在茶文化上的贡献也主要是以总结前人成就为主。

第三章是“明代皇室与贵族：饮茶是生活的习惯”。

作者首先简单回顾了历朝皇室饮茶的历史，指出起初饮茶风气的形成和推广本就离不开上层社会。

到了明代，饮茶不仅仅是皇室贵族的生活习惯，以茶待客也成了他们的重要礼仪，茶也是接待外宾时必不可少之物。

宫廷之中还专门设有“御茶房”。

最后作者还特别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在叶茶冲泡这一现在流行的饮茶方法中所起到的作用。

“‘开千古茗饮之宗’，改变了中国人的饮茶方式，也就奠定了从社会历史看茶文化与从茶文化看社会历史———简评施由明《明清中国茶文化》陈青松陈青松，男，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269农业考古2016·2中国茶文化新局面的形成。

”（《明清中国茶文化》第109页）第四章是“清代皇室与贵族：在茶文化史上的贡献”。

首先作者对清代宫廷御茶膳房的设置、管理，节庆日赐茶、饮茶的礼仪等进行了概述。

除了这样的概述清代宫廷的饮茶生活外，作者还专门就清代的一个皇帝和一本小说进行解说。

这个皇帝即乾隆帝，在探讨乾隆帝的茶文化贡献时，作者认为乾隆帝虽然没有专门的茶书，但是他创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茶诗，这些茶诗呈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具有传统文人的典型性格特征。

再就是他在鉴水试茶理论方面也有杰出贡献，即“水以轻为上”。

小说即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红楼梦》。

作者通过对《红楼梦》中茶文化的丰富内涵的展示，为我们清晰地呈现出了清代贵族茶文化的方方面面。

虽然作者所依据的仅仅是小说，但因为《红楼梦》的写实性，以及该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使得《红楼梦》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里是很有说服力的。

读罢以上四章，我们也就很容易看出，明清文化统治与文化风气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明清茶文化的差异。

第二部分包括了其他四章的内容。

在这四章中，作者则抓住明清茶文化中的几个共通面相，分别对明清市民的茶文化、少数民族的茶文化、宗教界的茶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中茶文化的地位作用进行分析。

概述如下。

第五章是“明清市民：在茶中寻找生活的乐趣”。

中国传统是以农立国，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的兴盛，不论是政治型城市、工商业城市还是其他港口军镇城市都不断发展，而伴随着城镇的逐渐繁荣，市民阶层也不断扩大。

作者指出，市民阶层成分虽然复杂，但多数总免不了要追求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享受，饮茶也就成为其中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茶馆也就在城市中迅速大量地增加起来。

到茶馆消费，成为了明清中国城市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而描写市民阶层的饮茶文化生活，也成为了明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项内容。

茶馆也逐渐成为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谋求生路、解决纠纷以及聚会洽谈地好地方，在市民生活中颇具特色。

第六章是“少数民族：在茶中呈现民族特点”。

作者对我国少数民族的饮茶历史进行了一番线描，指出很多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饮茶历史，一些古老的歌谣也反映了类似事实。

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大多有其独特的饮茶方式。

这些不同的饮茶方式还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点。

藏族在喝酥油茶中所表现的达观知足的文化心态，蒙古族在喝奶茶中所形成的真诚待人，富有智慧的心态等。

不仅如此，作者还探讨了茶在明清民族交流与融合中的作用，其中既有对历史的回顾，更多的则是对明清两代互市发展变化及其作用的阐释。

指出明清茶马互市与之前的不同在于茶叶只能与马互易，不能与其他物品交换。

而乾隆二十九年（1764）裁去甘肃巡抚，茶务归陕甘总督兼理，实际上便宣告了茶马互市的结束。

第七章是“宗教人士：品茶伴随宗教生活”。

作者照例回顾了一下宗教与茶的历史，指出茶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宗教元素，中国的宗教与茶从来是相伴相随的。

接着作者就明清汉地三教合流态势下的茶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其分析的对象则是延亘数百年、由明初及民国的江苏惠山惠泉听松庵煮茶炉诗画活动，经过分析，作者认为大量文人士大夫、僧道乃至帝王共同的煮泉品茗，“正反映了明清时代儒释道合流下的儒家文人与宗教人士不但密切交往，还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情趣，共同创造了三教合流下的茶文化”。

（《明清中国茶文化》第224页）除了对汉地三教合流态势下的茶文化进行了分析，作者也讨论了藏蒙地区佛教人士的饮茶文化问题。

不仅如此，作者把握到清中后期，道教在民间社会中的演变事实，对民间帮会和秘密会党以茶阵做暗语、表行话、做联络的一些内涵进行解释，其中的一些内容虽然是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完善宗教与茶文化的关系方面却是非常重要也是不可少的。

第八章是“文化交流：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作者首先叙述了十七世纪前后欧洲所形成的“中国热”，再就是着重叙述了一下茶叶传入欧洲、最终在欧洲流行开来的情形，特别是其在英国逐渐成为了新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的历史。

而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国家俄罗斯这时候也逐渐接受了饮茶生活，时至今日，俄罗斯已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饮茶文化。

最后作者还专门探讨了茶文化在明清中日、中韩文化交流中的地位问题。

文中指出，虽然这时期抹茶道在日本已是根深270蒂固，但明代中国文人那种淡泊清雅的精神追求也影响了一部分日本文人。

而与中国相邻的朝鲜半岛，由于与明朝廷往来频繁，这时候很快便将明代的叶茶冲泡带入，成为李朝时期朝鲜人饮茶的一个流派，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读完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获和体会是要拿出来与同仁交流的。

第一，视角独特，可以说这是该书与以往茶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

以往的多数茶文化研究，不论是通史著作还是断代史、地域史专著，所围绕的免不了是茶艺、茶人、茶书、茶具、茶俗、茶旅游茶贸易等，这些内容固然都极为重要，有其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但是这种就茶论茶，就文化谈文化的路数无疑要越走越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对茶文化的长久探讨。

开拓茶文化研究路径应当是茶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心声。

作者在全文花费大量的篇幅来对明清社会历史进行勾勒，这在以往茶文化史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而正因为作者这样的描述，才能让我们感觉到明清茶文化形成的各自特征实际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也就更容易理解明清茶文化的这种差异。

如今人所编《中国古代茶书集成》（朱自振、沈冬梅等编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一书，收明代茶书57种，收清代茶书仅27种，后者反不及前者的一半。

在非关编辑体例的情况下，后来者反而不如前者，总免不了令人生疑。

看过全书，就很容易理解，清代茶书之所以比较少，是与清代文字狱给清代文人带来的压抑是分不开的。

而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也在茶书方面有所反映，那就是多种对历代茶文化成果进行整理的茶学文献。

同时，作者通过对明清茶文化的探索，也让我们领略了明清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由各章节的内容，也就能够看到明清社会中文字狱、文人生存状况，皇室贵族特权、市民阶层的兴起、茶馆的兴盛、各民族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三教九流中的茶元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茶业的作用，等等。

总之该书是从明清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来发掘明清茶文化的不同之处，又从明清茶文化的历史来看明清社会历史的变迁。

诚如作者在给赵国栋新著（《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评论中所指出的，对于中国茶文化的研究，若能不局限于一种文化自身演变的研究，而是将文化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结合起来研究，既研究文化是如何在社会各因素综合作用下演变，又以文化为视角来解读与剖析社会历史的变迁，文化的研究意义就得到了扩展。

（《农业考古》2015年第五期，第336页）可以说，该书正是作者对自己这样一种研究观念的尝试和体现。

作者的这种研究视角不仅很好地揭示了明清茶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可以说，对历代茶文化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第二，学术视野较广。

作为长期浸淫于茶文化研究以及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作者在文中虽然探讨的是明清茶文化，但其时段却不仅仅限于明清，而是对整个茶文化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其讨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茶文化，而是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

视角的独特已经说明了作者所具备的宽广学术视野，而只有具备了宽广的学术视野才能对相关内容进行较好的阐发。

没有对文人研究的积累，要区别明清文人在茶文化的不同是不容易的，没有对明清市民文化的把握，要说明明清茶馆问题也是难于办到，而有关宗教与茶文化，中外交流史中茶文化的作用也都非急就章式的研究所能达到的。

作者同时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结语“走向工业化的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发展茶文化”的写作，正是这种心态下的当然之笔，也为我们思索当代社会如何发展茶文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