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论述类文本阅读一、(2017二模)雅的产生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雅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礼为衡量的标准。
而只有雅的观念产生,雅乐与俗乐之间才开始真正有了区分。
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雅乐有些是专业艺人的创作,有些却是对俗乐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
“俗乐”的概念,是依“俗”的原始含义经过漫长的发展衍变而自然形成的,期间没有经过刻意的艺术加工,因而保留的原始的、民间的东西多一些。
如果俗乐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与改造,能够遵从礼的规,就变成了雅乐。
如《诗经》中的《国风》,很多都是乡间的俗乐,但它们经过乐官的加工后,就成为能在正式场合演奏的雅乐了。
对俗乐的艺术加工,实际上涉及材料选择、金属铸造、丝竹加工、协调音律、乐曲创作、舞蹈编排,以及最后的审查、修订等诸多生产领域与环节。
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分工程度,加工才能顺利进行。
可以说,只有社会分工的出现,才使得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脱离了物质生产,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专业的精神生产,并因此而具有了很高的专业文化修养。
如“大师”“乐师”等专职乐官的出现,就使得音乐的生产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同时也为雅乐的艺术加工活动提供了专业的人才保障。
而《礼记·乐记》:“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
”《荀子·王制》:“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
”更是从制度上为社会分工和艺术分工找到了依据。
因此,在由俗到雅的音乐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由俗向雅的艺术加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艺术加工,一是间接的艺术加工。
直接的艺术加工,就是针对音声、曲调、节奏、辞句等等所作的直接修改。
如周代的乐官所进行的剔除邪音的工作,就是直接的艺术加工。
间接的艺术加工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方言的诗歌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加工。
原来的作品,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极为通俗的方言。
但由于翻译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修养,将通俗的言辞雅化,再呈现给贵族统治者。
这种加工,更多是依靠文人的自觉意识来雅化作品。
如钱穆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中说:“鄂君子皙泛舟新波,越人拥楫而歌,鄂君不知越歌,乃召译使楚说之。
此所谓越歌而楚说之者,其实即俗歌而雅说之者也。
”可见,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是无时不在的,它是由俗向雅转变的关键因素。
由于它的存在,俗乐可以转为雅乐。
同时,雅乐中也可能会包括着俗乐。
雅乐与俗乐之间这种复杂的相互包容关系,正是艺术加工得以产生并长久存在的原因。
综上所述,由俗到雅的艺术加工在雅乐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经过了艺术加工的音乐不一定就是雅乐,但雅乐的产生,却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摘编自何涛《“艺术加工”在雅乐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下列关于原文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雅乐与俗乐真正开始有所区分,是在雅的观念产生之后,而雅的观念茌某种程度上又以符合礼的规作为衡量标准。
B.只有一部分雅乐来源于对俗乐的艺术加工,其他的雅乐则出自专业艺人之手,这些艺人在创作之初就已经考虑到礼的要求。
C.俗乐之所以能够较多地保留一些原始的、民间的东西,是因为它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刻意的艺术加工。
D.大师、乐师等乐官的主要职责,是遵循艺术的规律,将采集到的乡间俗乐加工为能在正式场合演奏的雅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A.对俗乐的加工涉及诸多生产领域与环节,这表明雅乐产生时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分工程度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
B.只有脱离物质生产,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专业的精神生产,从事音乐生产的人才能创作或者加工出雅乐。
C.雅乐的艺术加工活动需要那些具备专业文化修养的人才,而专职乐官的设立就为此提供了专业的人才保障。
D.如果要从制度上为社会分工和艺术分工寻找依据,可以参考《礼记》《荀子》等先时期留下的一些文献资料。
3.根据原文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诗经》中的《大雅》《小雅》都是雅乐,就是一些原本源于俗乐的《国风》篇章,也通过乐官的加工成为了雅乐。
B.在周代乐官对俗乐进行的艺术加工之中,直接修政包括了剔除邪音的工作,这里的“邪”是相对于“礼”而言。
C.钱穆所谈论的“越歌而楚说之”从艺术加工的角度看属于间接修改,是指俗乐经由诗歌翻译的过程转变成了雅乐,即所谓“俗歌而雅说之”。
D.雅乐和俗乐并非泾渭分明,雅乐之中可能存在俗乐,俗乐可以转变为雅乐,艺术加工使得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相互包容关系。
二、(2017二模)鲁迅先生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但是承载着国民精神的文艺不是无本之木,而是耕耘于生活的田野。
生活是文艺的土壤,文艺是人类生活长出的禾苗、结出的硕果。
创作的源泉来自我们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来自人民砥砺前行的脚步,来自大千世界里活色生香的生活。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
深入生活,文艺才能植入最深刻的现实;扎根人民,作品才能流动最真挚的情感。
只有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与现实碰撞,与人心激荡,才能生发最动人的力量。
也正是这种艺术的力量,才能让人得以面对外在强大力量挑战时作出自觉的回应,得以在美的享受中克服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疲软感、卑微感和恐惧感。
文艺根植于生活,不是被动反映生活,不是机械复制生活。
它源于生活而又必须高于生活,艺术家不但要练就感受体悟生活的本领,还要练就提炼升华生活的能力。
面对生活原野,艺术家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又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
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重建现实主义精神,通过文艺创作观照现实、挖掘价值、守望理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作品。
如果说生活是文艺的土壤,那么文化就是文艺的家园。
中华民族能在历尽磨难后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
中华文化拥有5 000多年的悠久辉煌的历史积淀,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孕育滋养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华艺术和中华美学。
古雅清新是其精神气质,自由自然是其精神价值,和而不同是其精神结构。
中华文化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中国人的最高生命理想是通过融入自然万物而实现伟大、自由、永恒和超越。
这种对自然的体认已经在艺术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已经生成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美学。
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奠定了中国艺术坚定的自信、自立和自豪。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乌,然而没有一双坚强的理论翅膀,小鸟就不能飞得高远。
哲学家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文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理论支撑和评论引导。
当今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体制深刻转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激荡,文艺正发生着重大变革。
由于文艺理论体系、文艺价值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新的文艺类型、文艺群体和文艺组织的不断涌现,文艺评论面临许多崭新的课题。
于是推动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加强文艺评论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
(节选自庞井君《燃起照亮固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有删改)1.下列关于原文容的表述,不止确的一项是(3分)( )A.文艺承载着国民精神,其创作源泉来自我们脚下的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来自广大人民砥砺前行的脚步,来自大千世界里的活色生香的生活。
B.文艺既不被动反映生活又不机械复制生活,源于生活却又必须高于生活,艺术家不但要练就感受体悟生活的本领,还要练就提炼升华生活的能力。
C.如果说生活是文艺的土壤,那么文化就是文艺的家园,中华文化拥有5000多年的悠久辉煌的历史积淀,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D.优秀文艺作品的小鸟若没有一般坚强的理论翅膀就不能飞得高远,于是推动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加强文艺评论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只有如此文艺才能植入最深刻的现实,作品才能流动最真挚的情感,才能生发出最动人的力量。
B.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重建现实主义精神,通过创作观照现实、挖掘价值、守望理想,就可能创作山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作品。
C.中华文化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中国人的最高生命理想是融入自然万物,这种对自然的体认已在艺术领域得剑淋漓尽致的表现利发挥。
D.一个民族登上科学高峰需要理论思维,理论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文艺发展同样离不开理论支撑和评论引导。
3.根据原文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鲁迅先生意识到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然而即便如此文艺的土壤也是生活,文艺只是人类生活长出的禾苗、结出的硕果。
B.艺术只有来源于生活,其力量才能让人得以面对外在强大力量挑战时作山自觉的同回应,得以在美的享受中克服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疲软感、卑微感等。
C.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文化强有力支撑,中华文化代表着人类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独特气质、价值利结构,孕育滋养了充满生机的中华艺术美学。
D.当今中国文艺正发生着重大变革,文艺理论体系、文艺价值观念和文艺实践正深刻变化,新的文艺类型、群体和组织不断涌现,文艺评论面临着许多崭新课题。
三、(2017江南十校)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
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
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
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
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
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
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