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 L OF SH ANDONG NOR M A 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 ciences ) 2005年第50卷第2期(总第199期)2005 V ol.50 N o.2(G eneral N o.199)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浅谈3张 莹1,马 芸2(1.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6;2.四川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1)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彻底告别了热情高歌的理想主义文本,始终坚持一方面用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超越女性意识感情,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寻找“女性自我”,用笔记录下女性“成长”的历程。
本文分析了张洁真爱理想的演变过程、女性自我的寻找历程,试图梳理出张洁女性意识的变化成长。
关键词: 真爱理想;解构;女性自我;定位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5)02-0071-043收稿日期:2004-04-19作者简介:张莹(1965—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芸(1981— ),女,四川峨嵋人,四川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沃林格提出决定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来源于人的应世观物所形成的世界态度,即人面对世界形成的心理态度。
沃林格把这种态度界定为“世界感”。
所以,个体“世界感”的差异决定了在“艺术活动”中的差异。
而女性作为普遍意义的人和纯然的女性在“世界感”上必定是双性的。
虽然文学自来不缺关于女性的话题,但长久以来都只限定在男性的视野中。
只有在女性作为自觉的书写者,从女性立场出发创作关于女性生活和心理的作品,才形成了真正的女性文学。
张洁作为一名女作家,一方面在用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超越女性意识、感情,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则更是在纯然女性眼光下,观照女性自我世界,创作女性心灵外化的女性文学。
像大多数女作家一样,张洁同样将男女情感作为自己女性文学创作的基点,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理世界。
从第一篇涉及到两性关系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张洁始终没有放弃探讨“爱”以及“爱”中的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
一虽然女性对爱有天生的渴望,但几千年的父权制使女性始终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自然也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
事实上,“由于女性意识、女性自我与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相冲突,因此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强大压抑和斥责,广大女性除了做与男人同样的人以外,不能有任何女性意识、特质或特定的流露,这种讳莫如深把女性降到‘空洞能指’的最低水平,其背后深处深藏着那种千百年来顽固不化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女性的鄙视和忽略”[1](P56)。
而女性主动对爱情、婚姻的追求更是被主流文学作品所避讳。
作为一名女性,张洁必定在生活中感受到了历史、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她开始试图用笔探索女性心理、思考女性问题,延续自“五四”后断裂了的对女性的思考。
张洁的女性文学创作是从女性最初“寻找男性”、“寻找爱”开始的,长久以来压抑在女性心中对于理想爱情的呼唤在张洁的笔下终于喷薄而出。
既然女性已经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已不在物质上依靠男性,那么,对于爱情她们更希望精神上的契合,追求心灵价值的美好。
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相应地造就了一种“理想男性”的形象。
就像《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和《波希米亚花瓶》中的梧桐,她们一个爱着与自己相处不足24小时,连手也不曾握过的“老干部”,一个爱着不能过年轻夫妇那种生活的简,都在享受精神上的爱。
她们从旧式的婚姻中解脱出来,被“老干部”和简强大的“精神力量”所吸引,爱的是“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在动荡中的革命年代里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想,工作上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修养”……这是80年代新女性心目中的男性标准。
她们开始自主地摆脱对有金钱、有地位的男性的依附关系,在婚恋问题上有了崭新的价值观念,这是女性在追求自我历程中的一个进步。
张洁大胆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自己也为女性喊出了“爱”的心声。
但毕竟传统意识禁锢人们思想太久,张洁并没有意识到摆脱了对物质依附的女性在精神上依旧没有获得独立。
在她小说里的两性关系中,女性总是崇拜着男性。
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高尚的精神境界、深厚的文化修养使他们如父亲般呵护着女性,又如朋友般与她们进行心灵的交流,始终充当着女性的精神导师。
这种精神上的依赖虽然有别于物质上的依赖,但实质却是一样的,即女性始终没有得到独立,没能找到“自我”。
正因为女性依旧失落了“自我”,所以她们始终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依附,寻求“爱”,却没有爱自己。
传统的文化塑造和安排了两种性别类型和位置,这注定了男女两性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理解的差异,所以他们对爱的意义的领悟是不同的,就像拜伦说的一样:“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
”而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强化了女性对爱的无私,使得女性长期习惯性地对爱毫无保留地忠诚和付出。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成全着“老干部”的完美形象与道德要求,在幻想和物恋里默默坚守着自己的爱。
《祖母绿》中的曾令儿替左葳承担罪名,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海里救出来,甚至为了他被发配边疆;在遭到左葳的背叛后,她又把所有的爱给了儿子;最终儿子的死让她彻悟到“无穷思爱”。
张洁从血脉中感受到了女性对“爱”的虔诚,她怀着赞美的笔调歌颂女性在“爱”中的付出、牺牲和忠贞。
但她对传统女性价值的肯定,对女性自我表现的忽略并不因为小说的悲剧性的崇高感而消解其掩饰下的残酷与丑恶,这昭示女性在寻找自我过程中的艰难和对传统文化依附的不自觉性。
后来,张洁也表示过她不喜欢《祖母绿》,证明了她早期女性意识的不成熟性。
二在经过了女性“寻找爱情”的阶段后,张洁不再写理想的爱情,反而着力于描写女性在爱情中受到的伤害,她们没能寻找到“理想男性”,而是对两性关系感到失望,于是将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首位。
“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
”[2](P251)这样的宣言似乎是张洁有意识地对前一时期女性定位的矫正。
新一批女性在精神上更为独立,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与人生,彻底逃脱男性文化赋予女性角色的设定。
《方舟》中的3女性———柳泉、荆华、梁倩就是这样的典型。
她们丝毫没有享受到爱情,在婚姻中只作为生孩子的工具、泄欲的奴隶,先后纷纷逃离无爱的婚姻,独自面对人生。
这些女性用自己的奋斗证明女人完全有能力不崇拜男性、依附男性,女人有权力否定传统价值的意义,要求改变传统文化给予的不公正待遇。
但在这种解放的背后,却反映出了现代女性面临的尴尬境地。
张洁看到了女性在寻找自我、完成自我过程中的痛苦,并竭力探讨阻碍女性解放的根源。
一个独立、自尊的女性在挣脱对男性依附后,就必须负起生活的全部重担,但整个社会却还没有认同她们,反而在精神上反复地折磨她们。
柳泉等人就受到魏经理等男性的纠缠,居委会贾主任的窥视,而且还受到社会对她们能力的怀疑。
所以,现实中“她们的生活永远是一个坎子没完,另一个坎子已经等在那里”。
不仅如此,在爱情与婚姻中,她们也陷入了困境,因为不满足于做丈夫的奴隶,渴望实现自我价值,三段婚姻先后走到了尽头。
“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
”[2](P251)张洁看到了女性在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她们无论如何都必须牺牲生活的全面性,而得不到和谐的发展,不得不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之间挣扎,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张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全社会的精神觉醒,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女性的真正解放只能落入现实的窘境,而只能感叹:“做一个女人,真难。
”[2](P340)也许正因为意识到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生存的艰难,张洁力图让女性向男性世界靠拢,她往往让那些优秀的女性以无性的姿态面对事业与人生,她们只能作为“像男人一样的女人”被社会认可。
她们不仅在外形上一反传统的女性形象,长得都不漂亮,而且在行为举止上更没有“女性特质”,《方舟》三女性都抽烟、喝酒,张嘴就能骂人,不擅长传统女性分内的工作。
首先,我们应看到所谓“女性特质”———温柔、贤淑,乃是男性文化对女性的设定。
法国女权主义先驱波伏娃说:“女性不是生为女人,而是变为女人的。
”张洁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角色预先设定下的不平等,而让女性如此富有“战斗性”。
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因为所谓“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实质上都是“一种‘扮演’或‘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或在秩序中按班就步地‘运作’”[1](191)。
女性依旧没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即所谓“我自己”,而是把男人的行为方式、价值标准作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过是“同男人一样的”男人的复制品。
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其实质仍然是认可了男性文化,依然未能跳出男权主义的掌心。
妇女研究者李小江曾对此评价道:“当女性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努力与女性群体划开界限并奋力在社会中与男人划等号的时候,正暴露出她们内心深处已将男女平等误认为妇女解放的标志。
……将已经确立的男性标准作为女性自强的目标和检验自身发展或个人价值的尺度,不过是历史造就的最便当的权宜之计。
在这个起点上,任何形式上的男女平等都只是本质上的不平等:以男性社会标准来框定自我的女性,往往怠慢了自身极为宝贵的特质———而这一特质的压抑,对男女性共处的社会是不利的。
”[3]三90年代初,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无性写作”后,张洁再次用女性姿态开始创作。
经历了“寻找理想男性”,执着追求美好爱情和不相信爱情、男性两个阶段,张洁此时期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将男性作为批判的重点。
爱情不再美好和崇高,男性形象也由理想变为丑陋,两性关系变得格外的紧张,形成了激烈的对抗。
在创作心态上,张洁反叛了自己前期理性而节制的社会批判和人文观照,文笔尖刻、犀利,似乎着力于一种狠与厌恶的宣泄。
如果说,张洁在前两个阶段的“女性文学”创作是为了叙写女性的生存状况,思考男女平等的真谛并争取妇女解放的实现,而此时张洁以女性姿态的写作却是着力对男性的诋毁。
从《红蘑菇》开始,张洁便转变了早期的姿态,反戈一击变为对男性的猛烈抨击。
其实,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当女性依旧对男性寄予过高的期望,将传统文化对男性的角色设定———神力、神智的象征作为理想男性时,男性却在女性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产生了压抑感,在丧失男权时代赋予他的种种权力时也失去了角色内容。
他们既希望女性在经济和精神上独立,又希望女性在情感和婚姻中忠贞与依附。
因此,在女性眼中,理想男性形象的幻灭就不足为奇了。
《红蘑菇》中,因为家庭违背了“男性中心”的设置和妻子在家中的决定性地位,吉尔冬便产生了自卑和屈辱感,在依赖妻子生活的同时却总在伺机报复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