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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智慧--无可无不可

人生的智慧——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中,孔子将历史上有名的隐逸之人分成三类:一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二是“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三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比较这三种,孔子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尽管孔子在这里是讨论道德价值观,其实孔子一生他最了不起就这五个字——无可无不可。

也没有什么可,也没有什么不可。

梁启超当年读到这句话气得要死:孔子脚踏两只船,糊涂虫!可就可,不可就不可,什么无可无不可!可是当他读了很多书以后,当他有历练以后,特别当他退出政坛赴欧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时,他说:哎呀,无可无不可!只要我们去看看梁启超一生的努力,就会明白他是怎么变化过来的。

不懂的人都很生气,孔子搞什么名堂?当你慢慢地吃尽很多苦头,棱角被磨光了以后,历尽沧桑以后,你智慧开了以后,你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是“无可无不可”。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常说“随便啊”,这样也好啊,那样也好,都无所谓。

见仁见智,这才叫真理啊。

被称做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梁濑溟教授曾说,任何一句话都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一路讲下去过分强调,就一定是错的。

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段话非常有名,孔子为什么说五十才强调学习《易经》呢?
我们知道《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泉和根本,《易经》中有精神信仰,也有事物的存在方式和权变规律,是对人的生命智慧的高度抽象,一个人只有在经历了生命足够的成长,同时在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后,才能自觉的上升去感悟生命的真谛,才能去领悟《易经》中的深刻含意。

这个“无大过”不是道德价值根本信仰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周礼道德价值观更好的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问题。

《易经》是中国文化对社会政治生活实践经验总结的最高成就,《易经》具有以道德为最高天命的思想,也有世界矛盾发展的思想认识论。

学习好《易经》,就能将崇高的道德天命思想和复杂矛盾的现实社会,在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实际上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这种统一性认识的的创造性文化,这是孔子钦佩老子的重要原因。

或许,正是老子顺时而变的思想启发了孔子,这个启发的成果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学说。

孔子的使命,是如何在社会不可抗拒的发展中、权变中,去坚守中国文化传统道德价值,中庸之道就是将道德价值的绝对性和社会的权变有效结合的唯一途经。

虽然孔子常常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而且还对弟子进行了资格审查,认为只有颜渊才能做到与他一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但事实上,孔子嘴巴上说“无可无不可”,而在行动上是始终表现“不可”。

儒家没有建议消极躲世的做法,这与道家不同。

相反,孔子严厉批评那
种逃避现实“不仕无义”的处世态度,同时表达自己“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处世态度。

儒家认为,即使没有能力“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要独善其身,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

孔子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者。

孔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过隐者,他与自己的门生们不知辛苦奔走呼吁,为社会变革而努力。

孔子就是如此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中庸思想中,被化解了、掩饰了、统一了。

思想和行动不一,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来,有时候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有时候行动会在思想的后面。

但是思想和行动不管如何会有统一性,只是这种统一性有时表现为现实性,有时表现为潜在的现实性。

现在很多中国人,把“中庸”文化看成是不好的,是虚伪、骗人的,甚至是中国文化一切丑恶的根源。

这样的偏见难道不是十分无知和有害的吗?就如同太阳给我们带来了阳光,但是同时带来炎热,甚至通过比较,让我们认识和接触了黑暗,我们能说这是太阳的罪过吗?中国历史上的灾难,都不是因为实现了中庸之道而产生的,而恰恰是背离了中庸之道,是过犹不及,是被中庸之道的规律狠狠的给予了惩罚。

无可无不可,刘邦用起来可谓得心应手,百试不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信攻下齐地后,声称为了安定齐国,要作假王。

刘邦听后满腹怒火:韩信主动挟功邀赏,这不是向领导伸手要官吗?如果别的将领立了功也这样,怎么办?这可是涉及原则的事情,他怎么会随便答应。

可是经张良一提醒,刘邦马上醒悟过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还不如给他个王当着,让他死心踏地为我卖命。

于是,刘邦转而就说“当什么假王阿,做就做真王!”这是不讲原则吗?这是真正的大智慧,用人的智慧。

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抓起来,让刘邦退兵,否则就把老头子煮了吃。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可刘邦却泰然处之:“我们是拜把子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所以也要分我一碗汤喝。

”愣是将得项羽没有脾气。

但后来这两个人怎么样呢?
古代的贤明君主,之所以对前来进谏的人都要礼拜,是因为他们对建言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古代的仁人志士,之所以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因为他们对生死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古代的谦谦君子和德高望重之人,之所以遵循道义而天下闻名,是因为他们对名利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

哲学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东周时期,以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代表。

而实际上在之前的《易经》当中,已经开始讨论哲学问题。

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概念的含义,他不只是把辩证法看作一种思维方法,同时认为它也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是一种宇宙观。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
义认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是在肯定矛盾的基础上关于发展的学说。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两种基本状态,即量变和质变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由矛盾引起的发展,即由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前进运动。

因此,从现代的哲学角度来看,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辩证法。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仅充满矛盾,而且事物是发展的,每一事物的矛盾又各有特点,矛盾是又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机应变,凡事要圆通、圆融。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你看,2500多年以前,孔子就有如此的哲学思想,足见孔子的人生智慧光芒无限,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

何况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对事物存在着的不同认识论,从而决定了人的价值观就大不相同,想问题、办事情的方法也会不同。

这些都存在于世界上,你说谁的存在不合理、不应该?你又能说谁的存在是最正确的,是最合理的呢?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
是非不这样不可的。

当然也并不是不讲原则,在《里仁》篇里孔子已说过一次:“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公正、友善,处世严肃灵活,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

所以不要认为“无可无不可”是很混沌的,而是人生的智慧,自然的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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