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我国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现象丹阳市委党校王佳好人口出生性别比指的是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的数量。

从国际经验来看，正常值一般在105.2左右——新出生男婴的数量较女婴稍多一点，人口学家把这个指标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

这样，在男性死亡率大于女性死亡率这个人类生物性特征的影响下，到婚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就会大致平衡。

如果出生性别比超过了107，或者大大低于103，那就会造成未来婚龄年龄段女性或男性的短缺，形成婚姻挤压，使婚姻市场上缺少竞争力的那些找不到配偶的人数大幅增加，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并扰乱既有的婚姻秩序。

一、日趋严重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近年来一个数字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不少媒体称，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出现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育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五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有数千万的男子无妻可娶。

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男女婴儿比例为112：100超过正常值6个百分点进入警戒线。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男女婴比例跃升到120：100，猛超了10多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应的数字是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而有的省份竟达到135：100，大大偏离了103~107的正常范围（形势不容乐观）。

国际公认性别比例在106：100之间为正常。

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至今，据全国统计表明，2003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别比达159.4。

而据海南省的一项统计表明，生一胎的出生性比别为118.3，生两胎的达到119.4，生三胎的则高达233.3。

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

据估计，在中国每诞生一个新生命，就有2.5个婴儿被堕胎。

每年至少有30000胎儿因为是女婴而被流产。

华龙网报道，重庆市新出生人口性别失衡有所加剧。

据统计，2002年，重庆市新生儿性别比为137.1：100，而2003年11月，该市新生儿的性别比达到了139.61：100，特别是二胎生产，性别比高达177.9：100。

近20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积累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在不满20岁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余万人，平均每个年龄段男性比女性富余100多万人。

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由此人口专家预测：到2020年，将会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并将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我国出生婴儿性别失衡现象十分严峻形势不容乐观。

二、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分析性别比例严重脱离正常范围，势必会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造成这种现象，关非自然变异，认真考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1、传统生育观念的深刻影响。

在广大农村，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社会保障能力薄弱，部分群众想生男孩，多生孩子的愿望比较强烈，但怀孕以后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技术支持来鉴别胎儿性别，只是一味地怀孕、生小孩，如果是女孩，则选择继续生育，直到生育男孩为止，广为流传的“超生游击队”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2、超前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导致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人曾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简单地归结为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有失偏颇。

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在那些人口控制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出生性别比趋向平衡的状况越明显。

而像海南、广西等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的省区，恰恰就是计划生育工作较为落后，生育率高、二孩和多孩出生比例较大的地方。

二孩次越高，性别比就越高，二者呈正相关效应。

技术性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流产频发，为个人生育意愿最大化提供了客观技术条件，生男育女也能由双亲来进行选择决定。

尤其是运用B超等医疗科技进行选择性流产、引产，轻视女婴而造成较高水平的女婴死亡率及溺弃女婴现象等等，直接导致中国目前男女人口比例失调。

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生育政策规定，如果符合一女招婿，头胎生男孩的，不再生二胎，头胎生女孩的可以生二胎。

实际证明，从来没有100对育龄夫妇，生育婴儿性别完全平衡，头胎男女婴数应为50：50，二胎应为25：25，可是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千方百计地要生男孩，于是通过各种的渠道擅自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通过非法行医进行选择性流产。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缺失。

人口出生性别比除了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之外，与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状是紧密联系的：①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主要依靠家庭。

但中国政府持续推行的人口控制措施却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中国60岁以上的妇女平均有5个孩子，而到2025年时这一年龄断的妇女平均只有不足2个孩子。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依照中国的传统，家庭养老主要是儿子而非女儿承担照顾年老父母的首要义务。

在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及利益补偿机制的情形下，很大一部分人都将无法放弃“养儿防老”的观念，男性的“养老能力”明显更为实惠，因此这部分人选择“放弃”女婴，选择男婴。

②我国将如何养活日益增加的老龄人口？我国现存的“4.2.1”家庭模式将如何得到巩固？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实际，鉴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间差”实际出发，我们将只能走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老年劳动者自我养老“三老”相结合的路子。

三、解决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对策思考近年以来，国家领导层对此问题已经越来越高度关注，新闻媒体也予以特别的关心和报道，但客观地说，人民大众对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后果，但是只要再等10年20年之后，当我们的独生子女们都到了婚娶年龄，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才会迅速显现。

女性人口短缺的挤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是一股巨大的外来冲力。

一个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泛商品观念”的影响下，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增多，离婚率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稳定受到威胁。

也许有人会说，再过几十年中国人富了，完全有条件进口“新娘”。

在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和女性移民来解决问题。

但很难想象中国每年进口成百上千万新娘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女性人口的短缺，根本无法通过国际移民的方式觅求出路。

我们无法想象，几千万个男子汉没有合法的性伴侣是一个什么问题？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严重失调不仅仅会阻碍我国人口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当着重以下诸方面进行统筹考虑：1、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

目前我们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关爱女孩行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实践。

关爱女孩的活动重点应针对目前因生育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男孩偏好倾向，把组织开展关爱女孩行动与希望工程，巾帼建功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优先培养女青年干部，切实帮助解决女孩及计划生育女儿户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关怀女孩健康成长，逐步解决重男轻女，怠慢女孩这样的社会问题。

同时依法严肃查处从事非法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的违法行为，依法坚决打击溺弃女婴、拐卖女孩的犯罪活动。

实践证明治理出生人性别比升高问题关键是转变广大群众的生育观念，淡化性别比偏好，生男生女顺其自然；核心是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女孩生存环境，营造男女平衡的社会氛围。

重点是加强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家庭与社会双向良性互动机制，形成全党动手，全民参与共同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工作格局。

2、认真贯彻和执行现有的方针政策。

从宽泛意义上讲，各级行政机关以及民众对男女比例带来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对社会潜在的巨大损害，从而疏于执法，这也是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民众对于该问题的认识正如《中国青年报》（2004-07-22）报道的《那英为何能做B 超胎儿性别鉴定？》一样：2004年7月18日《城市晚报》从娱乐角度正面报道那英进行B超，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已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受到相应处罚；紧跟着，《中国青年报》对此进行了批评报道，但也没有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回应，对为那英进行违法胎儿性别鉴定的责任人员以及责任机构进行处罚。

如果行政机关能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充分把握这一机会，利用那英的“名人效应”，对此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相信既能够大力宣传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能够树立起一个执法严明的社会形象。

3、坚决打击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对于不具备行医资格进行从事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动以及非法终止妊娠行动的，可以依据《刑法》，以涉嫌非法行医罪以及破坏计划生育罪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我国现行《刑法》第336条第2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终止妊娠手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亟待建立管理责任制度。

目前管理体制中，强调的是对医疗方责任的追究，缺乏对怀孕人员及其家属进行制裁的法律规定。

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一方面要是从严控制医疗方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另一方面要是严格限制孕妇及其家属非法终止妊娠行动，只有双管齐下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效果。

另外，对于非法介绍和组织妊娠妇女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有关人员，无论是我国《刑法》还是其他行政法规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来追究其责任问题，急待予以完善。

为之：第一，建立起行政鉴定制度。

基于现代社会人员的流动性特别强，行政监控手段滞后的现状，行政机关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收集相关的案件线索，从而无法有力查处。

对此，要走群众路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举报的动机是什么，行政机关公布举报奖励的条件并且严格加以兑现；为举报人保守秘密；完善举报渠道，建立起类似于12315形式的电话、网络举报；做到有举必复，强调举报的效果；鼓励公民举报非法胎儿性别鉴定、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非常销售或者使用终止妊娠药品等违法行为。

例如江苏省丹阳市卫生局规定，设有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保健机构不得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对医学上需要进行胎儿鉴定的，由市卫生局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

该市卫生局加强执法监督管理，严格要求医疗机构的产前诊断技术服务和产前筛查技术服务应当以医疗为目的，坚决反对以其为经济创收服务项目，取得满意的社会效果。

第二，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

由于管理部门的多头化，尽管存在相互信息通报制度，但由于渠道不通畅，仍出现各部门各管一摊的情况。

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建立起联动制度。

比如，药监部门发现非法出售妊娠的药品的案件，应当及时通报给卫生部门和计生部门，以便于其他部门能够迅速及时根据该线索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