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3东京·日中美术研讨会上的基调演讲近两三年来，由下中日两国的美术评论家在互相访问的过程中，曾经共同探讨了一些有关美术理论上的问题。

中日双方美术界的叫友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中日两国的美术界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特别是在中国，由于近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大量引进西方美术作品和理论，更加深了我国美术界尤其是青年美术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我们认为，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对侍这方面的问题，将影响我国的美术是否沿着正常健康道路去发展．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一个国家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要得到发扬光大，必须遵循两个首要的原则，一方面要继承，发扬本民族固有的优秀艺术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广泛吸取其它国家艺术的有益因素。

二者不可偏废。

正如同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30年代便指出过的：继承传统与学习外国是发展我国新兴木刻的两翼。

鲁迅的观点不仅是适用于当时正在兴起的水刻版画，我认为也适用整个美术甚至整个文化。

可是长时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总会受到来自两方而不同意见的干扰。

一种意见是认为只有自己民族固有的艺术是最好的艺术，拒绝向外国的艺术学习；另一种意见是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对自己的传统艺术却不屑一顾。

前者是狭隘的固步自封的民族主义立场，后者是盲目崇外、主张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观点。

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在文化艺术上一向采取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既热爱自己民族的艺术，也尊重世界各国不同民族的艺术，而且主张不同国家的艺术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互相补充，共同促进，才能形成国际艺术百花同中万紫千红的灿烂局面。

如果按照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固守传统的既定成规，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不接受新的艺术思想的表现力法，必然会导数艺术的僵化和停滞不前，民族艺术电不会显得丰满和具有新的活力。

如果依照全盘西化沦者的主张，仅仅满足于学步效颦于西方艺术模式，而丧失了自己民族艺术的特色，最终只会为别国的艺术所同化，而导致民族艺术的消失。

我们对于接受外来文化艺术影响的认识，并不是在很早以前就十分清醒的，而是经过近百年来的实践，得出了正反两方而的经验，才逐步明白了一些这方面的道理。

但是目前对这个问题也在着各种不同的见解。

我们认为，有关学术上的问题，可以各存其异，有分歧，有争论，就能促进问题讨论的深入，也更有利于接近真理。

为了阐明我上述的观点，不妨大略地举出我国近百年来在学习、吸收西洋美术影响的史实，以供在座诸位明友的参学。

中国美术接受西方美术的影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而开始的。

如果要追根溯源，应该说，早在16世纪中叶（即我国明代)欧洲出现了第一个对抗宗教改革的集团“天主教耶酥会”，便以传教的方式向其它国家进行文化渗透。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天主教教士罗明坚便来到中国传教，带来了一些四方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中的“圣母像”可说是第一张由四方传入中国的西洋画。

不久又有传教士利马窦来华。

他不但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还向中国的官员传授西方的数学知识，同时还带来更多的西方彩色画片都是意大利著名画家的油画复制品。

据不完全统汁，在我国明清之际，由西方传教士带人中国的图书就有七任余卷，罗明坚教士还是把这些复制品图片举办过展览。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他本人便是画家，作为清廷的宫廷画师长达五十余年，他最早试行中西画法的结合，还培养了一批运用洋画的中国画家。

在郎土宁的影响下，一位深受西画愿望启示的中国人年希尧便编写了一本名为“视学”的著作，传播西方透视学的理论。

郎士宁对当时一些中国画家在中西画法的结合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人物。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状态中，才能得到正常、健康地发展。

像当时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封建统治的腐败，清延的闭关自守政策，当然不可能在文化上实行对外开放。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炮舰政策才打破了清朝闭关自守的门户，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才意识到“变法图强”的重要性，要使国家高强．必须向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艾化艺术，特别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更是问题的关键。

可是由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守旧思想的根深蒂固，兴起一时的“洋务运动”，被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

实际上是企图把西方观代的先进技术和中国固有的封建思想结合起来，学了外国的本领．仍要保存中国的旧习。

这样的改革，仍然不能触动国民精神的根本，无助于国民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

继之而起的“戊戍维新”，才注意到改革教育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次革新运动虽然受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压力而夭折，但却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的到来，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展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准备。

在19世纪末，“戊戌维新”前后，由于大量介绍西方文化艺术。

在美术上所受到的影响，表现在不少画家开始直接学习西洋画的写实技法和画法。

以“点石斋画报”为代表的一些画报上发表的作品，不但在画法上注意到环境的远近透视关系和人物的解剖，开始突破了过去绘画上的墨守成规，而且在题材内容上，也从画家个人闲情逸致的抒发、扩火到对周围社会生活现象的关注。

把单纯的山水、花鸟、人物和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促进了风俗画的发展，也可说是美术创作上富有前进意义的一种变革。

在这些风俗画中，有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内容还带有反封建和揭示社会阴暗面的性质。

这类作品后来演变成为独立的画种——“讽刺画”(即漫画)，它在中国新美术运动中居有重要的位置。

此外，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城市，以为工商业作广告宣传为宗旨的“月份牌画”，也可说是西画传入中国后兴起的另一个画种。

由于它的通俗性．在表现方法上要求真实而易于理解，所以它不能不采用西洋画的写实技法。

由于漫画必须依附着新闻报纸出现，月份牌画必须与商业广告相结合，所以两者都是重要的宣传媒介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也刺激了一部分有志于美术的年轻人学习洋画的渴求，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普及画教育的作用。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变革。

争取“科学”和“民主”的浪潮席卷全中国的知识界。

当叫有一位对我国新文化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就是蔡元培。

他在提任教育总长的时期，对我国的新美术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的美育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我国美术教育的几位先驱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大家，同时也大力支持帮助过他们的美术教育事业。

这几位美术教育的开拓者都是曾经游学欧洲，在西方美术的薰陶下成长起来的人物。

他们不但自己勤奋地学习西洋画技法，在博物馆临摹过西方古典美术名作，还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美术教育状况和教学方法，把这些经验带回国内，实施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

当时由徐悲鸿主持的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美术系，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专，林风眠主持的杭州艺专以及后来由颜文梁主办的苏州美专，唐义精主办的武昌艺专等机构，在引进和传播西方美术知识和技法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美术学校的老师，一部分是游学欧洲(主要是法国)，一部分是游学日本，但他们去日本并非学习日本画，也是向日本的洋画家学习西洋画。

与此同时，各种西洋画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应用而生，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天马画会”、“决澜社”、“白鹅画会”，“独立画会”等。

这些美术学校和美术组织，各自体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和形式不同的艺术流派。

有的以西方古典的写实主义为圭臬，有的以西方现代诸流派为崇奉对象。

他们举办画展，出版美术刊物，形成了我团美术界学习西洋画的高潮。

在西方已有三百年以上历史的油画艺术，首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传播，由于时间短促，热衷于油画的中国美术家，在技巧上当然不会很快成熟，摹仿之风在所难免，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挥。

从整体上看，题材范围也显得狭小，除了人体、风景、静物以外，很少涉及社会生活，成熟的风俗画和历史画是难得一见的。

所以，这时期的大部分油画都带有必作的性质。

令人注目的是这时期新兴的创作木刻在鲁迅的倡导下，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画坛上，这显然是与西方绘画影响有关。

这显然是与西方绘画完成的，和创作木刻是两回事。

现代的创作木刻是取法于欧洲，与中国古代的复制木刻并无关系。

当时鲁迅把介绍外国木刻版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亲自举办外国的版画展览，编印外国木刻版画画集，在自己和友人编印的文艺刊物上介绍外国版画怍品。

早期木刻版画接受外国木刻影响较大的是德国表现派出家的木刻，还有女版画家凯绥·阿勒索支的作品，比利时版画家法郎士·麦绥莱勒的作品，稍后又有苏联木刻家的作品。

木刻在当时成了富有生命力和战斗性的艺术，与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厂巨大的作用，它表现中国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场面，但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仍然有较多的摹仿外国作风的倾向，缺乏中国的民族特色和作者个人的艺术风格。

看来从摹仿到创造，夫抵是画家在接受外来影响中难以避免的过程，特别是当把别国的新的画种最初传播到本国来的时候更是如此。

西方绘画对原来固有的传统中国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富于革新精神的国画家，吸收了西洋画的技术因素，和中国画的笔墨技巧相结合，改革了中国画在一个时期以仿古为能事的陈陈相因的习惯，使国画的面貌出现了新的生机，扩大并丰富了中国车的表现技法和审美领域。

像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本来就是中国画兼长的全面型的画家，他们笔下的中国画就显得别开生面。

至于以传统笔墨功底见胜的大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以及岭南派的高剑父、高奇峰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洋画法的某些因素，使自己的艺术突破了前人的窠臼。

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中国的人物画，由于吸取了西洋画法的明暗效果和解剖知识，使中国画上的人物在形体塑造和感情刻划上，更显得生动和富有立体感。

西画技法的动用促进了中国人物画表现技巧的丰富与提高，这种积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这一类新型的中国人物画家，当以后来在40年代以“流民图”而驰名艺坛的蒋兆和为其代表，并在其后继者如黄胄、周思聪。

刘文西那样出也的人物画家笔下，得到发扬光大。

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于全面抗战形势的发展，美术要肩负起宣传教育的使命，首先要求在表现形式上要为广人群众所理解。

于是，美术的大众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便成为久家所热烈关注的问题。

在这方面，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版画、漫画、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比之其它画种更有优越的条件。

传统的中国画和外来的油画，由于工具材料的匮乏而难以普及，只有少数的画家仍然默默地耕耘，不断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出现了像傅抱石、关山月那样出色的新型的山水画家，他们以行万里路的精神，以写生为基础手段，描写大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而令人瞩目，在笔墨技巧上更以新颖独特的画风而饮誉艺坛。

油画家有吴作人、司徒乔等陶醉于西北风光题材的描写，在油画技法上努力于中国风的探索并获得可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