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发展之路1、 高等教育的供需关系高等教育的需求包括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两方面。
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动力源于高等教育的效用。
教育能带来社会效益，具体表现为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与法制的维系。
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即家庭或者个人为满足自身某种精神的或者物质的需要而产生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1.社会需求：政府、市场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是一定时期内，国家经济部门及社会各领域对受过一定高等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劳动者，以及科技产品在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的需求。
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的明显特点是可规划性。
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设计部门，可以对高等教育需求做出规划。
在一定范围内，政府也可以对教育的社会需求采取经济的干预的手段，做出相应的调整。
2.个人需求：居民户（未来收入增长、精神需求）通过高等教育能使受教育者未来的收入因为受教育而有所增长，个人的生活质量因受教育而获得提高。
学生是高等教育的需求者。
在中国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这个需求者可以推广到学生的父母乃至整个家庭，可以用“居民户”来概括。
高等教育的消费过程，是居民户对人力资源要素的一个自觉的生产过程，是人力资源要素产品供求链条的中间一环。
在大学和居民户之间，形成了对高等教育产品的供求关系；在居民户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对人力资源要素的供求关系。
因此在大学、居民户和企业之间形成一条要素关系的供求链关系。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新需求（一）经济发展结构是影响高等学校发展和运行的重大环境变量。
教育生态学认为，经济发展结构是影响高等学校发展和运行的重大环境变量。
随着高等教育系统开放性的增强，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变得越来越突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体制和高等学校运行的方式。
1. 高等学校的内外部系统相互影响。
学校内部的专业结构、专业教育以及教育管理等是高等学校的内系统， 其中专业结构是高等学校的支撑框架； 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变是高等学校运行的外系统， 经济结构是外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 内外部系统之间可以通过具有渗透性的边界相互作用。
从教育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出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求高等学校专业方向更为优化， 要求高等学校专业方向结合人才需要层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突出不同专业的分工与优势，对人才需求特征进行更为合理分析，同时应该强调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
2. 不适应生态变化的学校，将会在生态圈中消失。
教育生态学也是一门学科，也是对教育规律研究的科学性成果，是值得遵循的。
违背规律必然失败。
（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1.什么是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作为治国理政新理念首次见诸报端，源于2014年5月习近平考察河南时的讲话：“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年7月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习近平重申了上述观点。
在2014年11月9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在发言中首次为外界清晰地勾勒出了新常态的内涵。
首先是速度，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其次是结构，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最后是动力，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不会轻易调整变化。
决定了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基调。
这是大环境，各行各业都必须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2.新常态下的经济表现第一，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第二，增长动力多元，经济更趋平稳。
主要表现在国内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等三个方面首先是国内消费。
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降低出口风险。
（培育多元化消费）其次是投资，投资包括对内和对外的投资。
对内：正在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成长中的烦恼”。
对外：未来十年，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
（2012年，4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9.4%,日本的44.1%）。
最后是出口。
一带一路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技术、劳务、投资输出（据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纵观全年，在李克强的历次出访中，商业合同、贷款与援助等大单叠加，涉及金额已超过1400亿美元。
）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投资的贡献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值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
单位国内生产总値生产能耗下降。
第四，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比如我们能感受到的，大学生创业政策的支持。
2014年4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和优化结构有关工作，确定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政策等措施，会议确定多项新政策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释放投资潜力、发展活力；部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助力创新创业、升级“中国制造”。
教育部在2014年12月明确提出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强化学生创业实践和分类指导，建立健全创业成果和学分转化教学管理制度，实行弹性学制，支持大学生休学创业，积极推动毕业生自主创业，力争实现大学生创业人数和比例有明显增长。
2014年以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初步形成，新增企业数量增长迅速，达60%多。
新常态容忍阵痛，新四化及消费多元化、简政放权又提供了机会，外向型投资提供了走向世界的途径。
3.新常态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影响为了适应新常态，人才培养工作应该满足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据我国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现状及社会需求来看， 整个社会对各级人才需求的合理的层次结构应呈 “金字塔”型。
社会需要研究高深学问和创造发明的学术性、创新型人才，也需要大批能将现有科技转化为产品和现实生产力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业从业人员。
因此，各层次、各类型的人力资源应在数量上达到合理的比例，这要求高等教育要形成合理的教育层次梯度结构。
三、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实行人口控制政策。
经过三十年时间，我国人口政策对我国人口的深刻影响开始显现。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超低的人口出生率，这种变化开始日益地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1999～2003年这五年期间出生人口，年均不到1400万，比1990年的高峰要少一半。
这样的数据，让人忧虑。
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经济和社会早已适应了每年新出生人口2000万～2500万的规模，社会资源配置也长期以此为准。
但1990年后，新生人口越来越少，1996至2010年，长达14年时间，没有任何一年新生人口超过1600万人，其中还有4年不足1400万人。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突然和巨大的波动，对社会经济形成巨大冲击。
1.学龄人口变动对学历教育的影响根据相关数据测算，我国学龄人口2010-2015年间下降较快，2015年以后开始以一定的幅度回升，2020年以后持续下降，其中，2030-2035年又是一个快速下降的时期。
尽管学龄人口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其中，不同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在不同时期的变动幅度也明显不同。
从对2015-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估计值的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将以每年接近2.9%的速率不断下降，而在校生数预计将以每年接近9.4%的速率上升，两者呈不断接近趋势。
预计2017年高考报考人数将可能低得难以置信：那一年的学生当初只有1670万人入小学，按照高考报考率演变规律，届时估计参加高考的不到800万人，而各类高校招生人数可能超过800万人，理论上的高考录取率达到甚至超过百分之百。
根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939万人测算，今年全国高考录取率约为74.3%。
而去年普通高校高考报名人数912万人，按招生计划694万人测算，高考录取率达到76%。
总的来看，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学历教育经费资源约束会有所缓解，教育资源的分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
各级学龄人口的下降是一种长期趋势，在其下降的过程中将相应降低对师资、校舍等教育资源的需求。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已开始步入急速下降区间，将导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得到快速增长。
如果能把握这个趋势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我国有望在2020年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的水平，进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
2.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教育的影响与我国老龄人口比重不断攀升相对应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抚养比提高，人口红利逐渐消退。
预计到2020年和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由目前的74.5%分别降至71.1%和62.9%，总抚养比将由目前的34.2分别达到40.7和59.1，对劳动力技能素质的要求也将随之不断提高。
一方面，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要求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加大人力资本的积蓄，用质量替代数量，是应对人口转变危机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的迅速减少，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促使企业必须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向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
这也同样会增加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需求。
尽管目前我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在不断延长，但应用型人才的大量匮乏，已导致我国许多地区和行业的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的无人可用的现象。
就业难和用工难并存，人力资源大量浪费，这已成为高等教育必须破解的问题。
四、政府的教育政策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都对高等教育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倘若高校毕业生不能充分就业的局面继续延续，巨大的劳动力供给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反而会成为包袱，政府不得不运用有关财政和税收政策，把用于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资本转移到提供社会保障中来，以缓解其对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震荡。
这样，高等教育将成为国家发展和稳定的隐患。
然而，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不同阶段的国家教育决策都是在回应社会的要求和教育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
目前，政府已着手解决上述问题。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高等教育的布局，就是在适龄人口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将推动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发展，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为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水平人才与科技等支撑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
把提高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
在数量上提出了，学术型人才，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 高校转型发展成为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