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信息一、引言生育决策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决策之一。

Becker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生育经济理论在开启我们对生育行为思考的同时，也促使后续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理论进行拓展。

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的基础上，综合Becker、Leibenstein、Barro等人的生育经济理论，对决定生育的因素及其作用进行了重新阐述。

二、生育意愿的概念界定在对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生育意愿进行概念界定。

有学者认为，生育意愿应包括三个维度：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意愿生育率、意愿生育性别比(周福林，2005)；也有学者将意愿生育质量纳入生育意愿范畴(Becker& Tomes，1976)；也有学者将生育动机、生育目的等主观性因素纳入生育意愿的范畴(庄渝霞，2008)。

而本研究对生育意愿进行如下定义：生育意愿是个人进行生育决策的基础，它包括三个维度：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意愿生育性别比，其中，意愿生育数量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愿意生育的子女数；意愿生育质量是个人对其子女质量的期望；意愿生育性别比是个人愿意达到的子女性别结构。

使用这三个维度来定义生育意愿有三点理由：第一，使用这种定义是沿袭以往生育经济学理论对家庭生育行为分析思路的要求；第二，使用这一定义是贴合生育男女的经济回报不相等的现实要求；第三，个人的生育目的和生育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生育数量及其对子女的投资，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因果联系和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因此，这两个因素应该作为自变量纳入对生育意愿的分析范畴，而不是因变量。

三、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一种分类方法在回顾生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决定个人生育意愿的因素分为如下三大类：基本信息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情境因素(现代性冲击因素、传统性遗存因素)。

其中，基本信息因素是指一系列刻画个人基本社会经济特征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类型、民族等。

经济因素是指影响个人生育意愿的经济性因素，个人通常会出于理性的角度来考量这些因素。

社会情境因素是指通过“场域”，并以较为间接的途径、较为无形的方式对个人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且社会情境因素分为两个部分：现代性冲击因素、传统性遗存因素。

现代性冲击因素是指能促使个体的生育意愿由内生于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旧有生育意愿转型为现代性生育文化语境下的新型生育意愿的冲击性因素；传统性遗存因素是指沉淀于个人身上的旧有生育文化，并促使个人生育意愿向传统型生育意愿回归的遗存性因素。

四、生育意愿决定因素——作用机制生育的目的主要有如下两种：第一，父母对孩子的“利他性”考虑，父母会通过生育、并在孩子身上进行投资以获得效用(Becker & Barro，1986)；第二，父母也会通过生育并在子女身上投资以获取子女在未来带给自己的收益，这一收益分为如下两种，其一是子女直接会在未来以“施行孝心”为名义定期或不定期地给予父母钱财，平滑个人在生命不同时期的消费(Becker，1960)，另一种则是在出现风险的情况下，子女资助父母以实现家庭内部对未来风险的分摊。

1.基本信息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本信息因素是本研究的基本控制变量，它初步刻画了个人一定的社会、经济特征。

将这一因素加入分析主要有如下两个目的：第一，帮助我们探查个人内部的不同群体在生育意愿上的系统性差别，如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政治面貌等；第二，帮助我们控制住一些潜在的、会引起内生性问题的变量，防止由于遗漏变量而带来的偏误问题。

2.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经济因素决定个人生育意愿的机制有如下三个：第一，支付能力，作为能够在未来给父母带来收益的耐用消费品的子女，个人对其的消费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支付能力越高，则个人更有能力对子女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消费，个人将会生育更多的子女，并在单个子女的身上进行更多的投资；第二，生育子女的成本，这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生养子女的直接成本，其二是由于个人生养子女而带来的机会成本，如个人因照顾子女对其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而带来的成本，生育子女的成本越高，则个人会选择生育更少的子女，并在单个子女身上缩减对其的质量投资；第三，子女的预期收益，子女在未来给自己带来的收益包括直接性收益与风险防范性收益，直接性收益是子女在未来给自己的各种回报，风险防范性收益则主要是在个人出现意外的情况下家庭内部以子女资助父母的形式实现的风险分摊，那么，子女给自己带来的预期收益越高，个人会倾向于更多地对子女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投资以最大化预期收益函数。

3.社会情境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社会情境因素对个人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是：由于严密地核算生育行为的成本、收益不仅需要个体拥有能够进行精密测算的能力及完备的信息，它还会带来相应的测算成本，因此，在衡量不同决策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个人的生育决策主要有如下两种：基于社会情境因素的决策，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决策(Leibenstein，1981)。

因此，在核算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个人会依据一定的社会情境因素来做出生育决策，如果周围的人生育数量较多、不重视对孩子的质量投入并且显现出较强烈的男性偏好，那么，个人出于对节约决策成本、融入所处群体、没有精密计算的能力及条件等的考虑，其生育意愿会倾向于与周围人的生育意愿趋同。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社会情境因素分为如下两种：一种是现代性冲击因素，另一种是传统性遗存因素。

现代性冲击因素是以数量偏好较弱、质量偏好较强、性别偏好较弱为内容的现代型生育意愿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它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更加现代化。

传统性遗存因素则相反，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向传统型趋同，即强调数量、轻视质量、重男轻女。

五、结论本文认为，生育意愿包括如下三个维度：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一种分析框架孟　园　于泽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摘要：本文首先重新界定了生育意愿的概念，认为生育意愿包括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比、意愿生育质量三个维度。

接着，本文将决定生育意愿的因素分为：基本信息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情境因素。

最后，本文阐述了生育意愿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生育意愿；决定因素中图分类号：[C91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376-01（下转第387页）区域经济因素的影响，走“产品-市场”开发战略，应以户外旅游者的心理需求为依据，选择受户外旅游者欢迎、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户外运动项目和产品进行组合设计，使得户外运动旅游产品供给最大程度地满足户外旅游者的个性体验和多种需要，增加旅游者的体验附加值。

例如，太平湖、新安江既要开发漂流、冲浪、摩托艇、热气球等项目，吸引青年客源层和户外专项旅游爱好者，也要开发划船、垂钓、徒步健身等项目，适合老年人参加。

总之，区域户外旅游产品开发，需要经营管理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多元化开发战略，做到产品结构多层次，以适应不同类型人群户外运动旅游的需要。

4.加强户外运动旅游产品供给的保障首先，加强户外旅游区内的交通线路的建设。

有研究认为“如果其他同等级的旅游地能提供同样的旅游经历，并具有更好的可达性，旅行社和游客就不会舍近求远”目前，皖南地区户外运动资源多位于偏僻山区内，可进入性有待加强，导致户外旅游有产品无法推出的局面。

因而，加强交通建设，提高户外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是重中之重。

其次，建设和完善户外旅游配套设施。

虽然“驴友”们喜爱露营和住宿农家小院，但户外旅游区内一般公用事业设施，如通讯条件、供水和排污系统、医疗与救援保障系统、购物休闲场所的配套和协调，必不可少。

三是户外运动旅游专业人员的培训。

户外运动旅游产业的专业性强，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高。

无论是户外旅游产品开发方案的设计者、实施者，还是提供户外旅游服务的人员都要进行专业培训，确保户外旅游顺利开展。

四是旅游相关职能部门完善户外运动旅游业的管理。

“加强救援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推广登山及户外运动专项保险；加大户外运动旅游的安全规范管理。

”为皖南户外运动旅游的健康蓬勃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保障环境。

参考文献：[1]石台县旅游网[EB/OL]./index.asp[2]章锦河,赵勇.皖南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20(1):103.[3]郭进辉.我国户外运动旅游产业发展评述[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157(5):55,57.[4]金世胜.皖南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6(2):28.[5]王景波,肖星.区域旅游开发整合的影响因素[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6,28(6):84.[6]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实施意见[EB/OL]. /bgsc/newsDetail.jsp?xwbh=4028cde832133966013333 5f2f86018a.作者简介：常　波（1977-），男，安徽蚌埠人，淮南联合大学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户外运动。

基金项目：安徽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A S S2013126)；安徽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ASS2010204)。

（上接第376页）生育性别比、意愿生育质量。

决定生育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分别为：基本信息因素，它刻画了不同群体生育意愿的系统性差别；经济因素，它通过个人对子女的支付能力、生育子女的成本、子女的预期收益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社会情境因素，它分为传统性遗存因素和现代性冲击因素，通过“场域”以无形的方式影响个人决策。

参考文献：[1]周福林.生育意愿及其度量指标研究[J].统计教育,2005(73).[2]庄渝霞.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J].社会,2008,28(1).[3]Gary S. Becker,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p.209-240.[4]Gary S. Becker, Robert J. Barro,1986, Altruism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2, pp.69-76[5]Gary S. Becker, Nigel Tomes,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3[6]Harvey Leibenstein,1981, Economic Decision Theory and Human Fertility Behavior: A Speculative Essa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7(3), pp.381-400作者简介：孟　园（1992-），女，陕西杨凌人，学历：本科，主要研究方向：农林经济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