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论文回眸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有益成分仍对当今社会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儒家文化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对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导致了法制儒家文化的最终形成。

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伦理道德，法制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对如何处理法律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探索由来已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笔者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对立统一的，在认识传统文化对法律影响的同时，我们要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对今天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大有裨益。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对古代社会乃至今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土壤中产生，是对古代中国农耕自然经济的家庭血缘自然关系的生活总结与理论提升。

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伦理道德，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及人们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的指导性纲领。

儒家文化的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和性格。

儒家文化经过曲折地发展，到了汉代，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得以正式确立。

从儒家文化产生到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表明了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儒家文化对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选拔人才制度及经济制度等方面影响很大，尤其对法律制度，这也是笔者在文中探析的一个主要方面。

一、法制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土壤中诞生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法制儒家文化正是在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等级制度和君主专政等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末期）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

在传统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形成了具有反映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和儒家文化特点的制度文化——法律制度儒家文化，即法制儒家文化。

制度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造就的。

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其政治思想（其中也包含法家、道家等其他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经济为小农经济，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仅以儒家思想；仅以仁政来治理国家，是治理不好的，所以必须重视法治。

法律的制定，法律制度的建设必须服务于政治制度，如前所述，政治决定法律，那么政治思想也就决定法律思想，所以儒家文化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就为法制儒家文化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理论学说是在前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学说中有益的成份而形成的，以儒法合流为特色的一种新的封建思想体系”[2] 。

这表明法制儒家文化的形成源于儒家和法家思想的融合。

“德主刑辅”的思想是对“宽猛相济”、“隆礼重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适合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新思路；它作为治国思想和法律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开创了传统文化的新局面——制度与文化的融合——法制儒家文化的形成。

法制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引礼入法”是分不开的。

礼，如前所说是一种宗法等级制度，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法，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为统治阶级服务，管理国家和社会，调整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种强制规范。

礼和法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

“引礼入法”是礼和法融合的具体表现。

礼和法的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

礼与法的融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崇尚伦理道德是不可分的。

融合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心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入刑。

法制儒家文化在古代社会中的形成就是“引礼入法”不断完善的过程。

从历史时期看，这个过程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徘徊于先秦最终成熟于封建社会的隋唐；从制度文化本身的内涵而言，具体体现在立法思想、刑罚原则及立法活动等方面。

1. 立法思想汉代后期，汉武帝为振兴国家，维护统治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继而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这种思想的确立根源于董仲舒的维护封建大一统和专制皇权的新儒学的形成。

新儒学的形成为“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也正符合当时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方略。

至此，“德主刑辅”成为汉朝（后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法律思想得以确立，促进了“引礼入法”的进一步发展。

隋朝建立后继承了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的正统法律思想，认为德治有利于统治的稳定，隋朝在重德治的同时，没有忽视法治，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明确了“刑可助化，不可专行”，认为法律是治国手段，但要辅助德治，以“德治”思想为指导，达到用伦理道德教化育人的目的。

这是“德主刑辅”思想德延伸。

唐朝把“德治”的法律思想推向了顶峰，以“三纲五常”为立法指导思想。

“三纲五常，礼之大体”[3]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唐朝法律思想的确立，是“引礼入法”在思想上成熟的标志。

以后各朝代沿以唐朝法律思想为蓝板，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确立法律思想，在此不再详述。

２.刑罚原则中国古代社会礼治和法治兼用，礼治中有法的内容，在法治中同样体现礼治的内涵，这正是礼法融合的表现。

下面以刑罚原则为例加以分析。

早在夏、西周时期矜老恤幼原则和恤刑制度就已形成，它们体现了“仁恕之道”、“仁慈”和儒家思想中尊老爱幼、实行“仁政”的主张，同时也是“明德慎罚”思想的体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确立了“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

这一原则最早出现于西晋《泰始律》，而此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准五服以制罪”是“引礼入法”、礼法融合的产物，是罪刑确立标准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是“引礼入法”的重要标志。

３.立法活动立法内容也是“引礼入法”的又一重要体现。

“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4]在这里“制礼”、作《周官》就是指定周礼，这样通过“制礼作乐”建立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秩序。

统治者制定礼仪制度和宗法秩序，说明已把周礼上升到法律层面，具有了强制性，是“引礼入法”的重要成果。

周礼以礼仪制度为、伦理制度为内容，以“亲亲”、“尊尊”为主线，维护宗法伦理道德，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

“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对封建统治认为直接危害其根本利益的十种严重犯罪的统称。

“十恶”具体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

这些行为危害封建皇权、违犯封建礼教、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把它们写入法律，是以礼治为指导思想，意在维护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是礼法融合的典范。

笔者从法律思想、刑罚原则、立法活动等方面简单阐述了“引礼入法”、礼法融合的过程，也即法制儒家文化形成的过程。

“引礼入法”萌芽于夏商周，徘徊于先秦，开始于西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

《唐律疏议》的制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它完美的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般地合二为一，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自成一统” [5] ,这在一定程度标志着法制儒家文化的形成。

笔者认为法制儒家文化，既是一种制度文化，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是传统法律制度和传统儒家文化紧密结合的结果；是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礼治和法治融为一体，以法律制度为载体，以儒家文化为内涵而形成的一种制度文化——法律制度文化。

法制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德的伦理化，并非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是伦理道德规范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律，而只是表明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律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

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6],这段话更进一步分析了法制儒家文化的内涵。

（一）法制儒家文化的价值所在——维护了统治，使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安定对于一个社会、一种传统文化都不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这种文化却在特定的时期里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分裂不断，但统一却是主流，每次新朝代的建立，统治者都不忘要维护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统治，社会才能安定，而这正是对这种制度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表现，也是法制儒家文化对古代社会影响的结果。

从这点看，笔者认为法制儒家文化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安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法制儒家文化也同样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同时正是由于法制儒家文化的发展及对周遍国家的影响，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及东方四小龙的崛起。

“中华法系”才得以形成，此法系“虽然在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下解体了，但作为文化遗产，它对世界法学的贡献却是难以估量的。

在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法系有五个（中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教法系、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只有中华法系独为宗法伦理型，仅此即可想见它对人类法学智慧的补充和启迪将永世有益” [7]。

这正说明了法制儒家文化的价值所在，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三、法制儒家文化的借鉴意义——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制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它积极的一面，今天，我们要继和发扬；同时对于它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忽视。

通过对法制儒家文化的分析，笔者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影响一个时代的制度建设，而这种文化是主流文化，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很深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伦理道德对法律的作用尤为重要，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都不能忽视这一点。

在今天，没有了传统的法制儒家文化，但存在现代意义的“法制儒家文化”，因为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法律和道德都是并存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儒家文化只所以有其局限性，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奴隶和封建的阶级社会决定了其专制而没有民主、平等和公正；另一方面，在这种制度文化中没处理好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关系，偏重了伦理道德的作用，而没有注重法律的公正性和公平原则。

在这两方面，后者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得。

基于法律和道德对社会的管理作用，今天在进行现代化法制建设的时候要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其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和价值原则；法律以道德作为价值标准法律之所以被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强制力，而更重在它存在一定的价值原则和理性规则。

法律在惩治违法者的同时，正是在履行其惩恶护善的职责，体现了它的正义和公平。

法律的价值原则和正义、公平性来源于道德。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伦理道德不仅包含个人方面，也包含社会方面；不仅包括善恶美丑、施肥曲直的认知，也包括合理性正当性的价值评判，因而它绝非单纯、狭隘的日用伦理，而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类行为合于理，利于人的起码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