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品德”到“道德”
——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
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
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
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
意义上的差异。
一、以道德”。
个人修养、的方式。
国人缺少“
九，而公“私德”
不讲“扫清自己
化》说：公觉到。
”
极。
那德”？代意。
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着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
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
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何谓“道
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德，得也”。
（《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
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
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
文天祥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那
么，不讲“
“天价”
有关系的人的
起，他德。
二害。
儒道德”
人对神的说法。
”时代是夏商二代人本”
“周监于二代，郁郁尧舜”
（《以陈”
（《孟子
““人本”的
言之，道》云：“仁，亲也，从人二。
”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
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
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
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
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
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
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
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
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
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
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
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
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
”（《抱扑子》外所致。
“夜”。
对上帝负责的差异。
是信从“
产生任何的人。
三、从“
来。
”
因此，经济了可能。
加，但却是群体生活；（）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
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
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
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
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
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
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
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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