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宗传的易学观自中唐以后，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儒者将接续孔孟道统、传承华夏文化当做毕生职志。

在光大道统意识、彻底恢复儒学正统地位以护持华夏文化本统正脉的理念激励下，儒者通过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很多儒者通过解《易》，阐发其中的义理思想，发扬儒家的传统精神。

王宗传作为南宋以心解《易》的开创者之一，秉承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与唐宋儒者一脉相承。

王氏在其所著《童溪易传》中，确立其发扬儒家内圣之学的基本立场。

林?l 在书前作《序》中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书成，大书其影日三十卷之《易》书，自谓无愧三圣。

”这在王宗传的易学观中，体现为他注重义理，重视《周易》中的德义思想。

本文从王宗传对《周易》象数理占的理解中，分析其易学思想。

一、理乃所以为象者在易学史上，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继承《易传》中“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系辞》）和“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的传统，把《周易》一书看作是圣人模拟真实天地自然、设卦观象的作品。

也就是说，把《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象系统视为对天地万物的表征?义理则是对此系统的说明，以及对其形而上根据的阐发。

王宗传不违《易传》的传统，提出：见天下之赜，见天下之动，圣人之先觉其在兹乎?故《易》象与爻由是而立焉。

使天下后世言无过言、行无妄动，即是象与爻而有得焉，此则圣人作《易》之本心。

对于《周易》而言，显现在人类面前的天地之象是其最初的关注点。

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动复杂纷繁，圣人以“先觉”观象，由是而立卦与爻，指导“天下后世之言动”。

王宗传“力斥象数之弊”，反对执着于卦象研究。

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象数，他认为，天地间无非是象，《易》之道存于象中：《易》之道无非象矣。

何则?天之所垂者，象也。

天有弧矢之象，有杵臼之象，有天网天市之象，有天庭天田之象，无一而非象。

（卷29，第359页）《易》是根据天地之象而创作的，天地之象既是作《易》的根据，又是《易》的内容，《易》象就是圣人对天象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易》之道无外乎天象所示之道。

整个《周易》的构成，皆是圣人因象而作：天地之变化见于四时之运动以示乎人，而圣人乃效此变化以为《易》之六爻以示乎人；天垂日月五星之象而吉凶见焉以示乎人，圣人乃象此垂象而为《易》之吉凶以示乎人。

（卷28，第348 页）王宗传将四时之象、日月五星之象、蓍龟之象视作《易》的来源，认为，圣人效法天地之间的变化之象一作《易》之六爻、成《易》之八卦，断定《易》之吉凶。

我们可以看出，圣人作《易》本于其对诸象的效法。

而我们若想把握圣人的真义，也应该从认知象着手。

夫书不能尽难喻之言，言不能尽难传之意。

圣人之意终不可见于天下后世乎?然意之所寓虽不可以言尽，而可以形容求之者，则象是也。

如孟子答问之言多假于譬喻，凡此皆立象也。

……天下之赜至无形也，圣人立是象以象之，又设是卦以囿是象，而穷极是赜，天下之赜无所逃矣。

（卷28，第350－351 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圣人之意不能以言语尽述，而可以从圣人所设之比喻或所设之卦象中寻求。

因为，事物的本质隐含在事物之中，任何对它的表述同时即意味着对它的限制，从而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

只有象是对事物全体的表述，象作为对物自身最接近的表达意味着对它的把握也最完整。

《系辞》中“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的“象”，是指卦象，卦象比拟事物之形状容貌，符示事物之所宜，以穷极事物本身。

理又可以称为法，为法则之义，“夫万物之生，有象有法，法之始兆者谓之象，象之既呈者谓之法。

亦非二物也，相为隐显，相为终始而已矣。

” （卷27，第330 页）法为隐、为无形，而象为有形，因此，王宗传强调立象以尽意，从象中解释蕴含在其中的理。

虽然王宗传认为象很重要，但实际上还是强调理的第一性。

王氏因循邵子的思想，认为理为“画前”之易，圣人法象天地作《易》，是以理为根据的，此理为夫子所开显、发明。

然八卦始于包彝氏，重卦成于文王，当彝、农、黄帝、尧舜之时，重卦未立，而有十三卦之制作，何也?盖三才既设，此理已具，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故通变以宜民，是理也，邵尧夫所谓“画前有易”是也。

吾夫子发明之尔，夫法象莫大乎天地，圣人作《易》必本于天地，故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卷29，第356页）关于邵子所言的“画前原有易” （《击壤集》），“画”是伏羲所画之卦。

邵子的“画前有易”原本是强调伏羲画卦之前的心易。

朱熹将其解释为理，“未画之前，在《易》只是混然一理。

” 王宗传亦与朱子之解相同，认为伏羲画卦之前已经有自然之易存在，“圣人所制之器，岂非像其象邪?惟像其象，故六十四卦未画之前，其道已备矣。

”（卷29，第359页）所以说，圣人作《易》是本于天地的，实质是本于天地之理。

这个自然之易就是自然之天理。

此理寓于卦中，被夫子发明开显出来。

王宗传为r 强调象的形而上本体，重在表达理的先在性，将“画”理解为包彝画卦与文王重卦，不加区分，而意在突出两者之卦都遵从了同一个易理，就是天地之理。

包彝与文王都效法了天地之象，而孔夫子阐发了前两位圣人创卦的根据，就是天地之理。

这个理是卦象产生的根据所在。

易道寓于辞中，由象展现出来，对于理与象的关系，程颐曾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伊川易传序》）的著名命题。

王宗传继承了程氏思想，认为象所表现的实质性内容是天道健顺之理，虽然象亦是《周易》的组成部分，但如果缺乏对理的掌握，对《周易》的运用则失去了最为本质的保障而偏离其宗旨，并致使误导人的精神生命。

然则是数也、是象也，不知务其所以然之说也，可乎?夫苟舍是而役役于不可胜计之地，此夫子所谓《易》之过也。

然则舍数与象不可以为《易》，而其过也，乃数与象也。

则金石草木所以为《本草》也，而其杀人也，乃金石草木也。

天下同知《本草》误，误人命，而不知《易》误，误人心。

（《原序》，第3 页）易理为象与数的所以然，如果舍弃易理而追求象数的推演，则象数系统愈演愈繁，“不可胜计”，此为“《易》之过”。

王宗传以金石草木与《本草》的关系为喻，金石草木的种类数不胜数，必须依《本草》中的医学原理为指导，救人性命。

《易》之象数体系繁杂多变，必须以《易》之义理思想作为指导，发明人心。

《易》之旨在于，由象来开显《易》理。

所以，王宗传继王弼的反对汉易拘泥于卦象之说，“泥于象者，象既不足，求之卦变，卦变不足，求之动爻，而《易》之旨愈失矣。

” （卷13，第150页）称这些人为“不知务其所以然” （《原序》，第3 页）。

由《易》象上达天理，从而成就君子之德，才是《周易》的本旨。

二、数生于理、理寓于数《周易》中的“数”一指对万物具有生成意义和规定性的天地之数。

就《系辞》而言，天地之数各自有五，共为五十有五。

二指筮之数，《左传?僖公十五年》记韩简子云：“龟，象也；筮，数也。

”《周易》中，蓍数五十。

关于两者的关系，历代学者做了一系列的说明。

但都不离大衍之数本于天地之数的思想。

王宗传亦认为，《易》之大衍之数取自天地之数。

天地之数“成变化”、“行鬼神”：故《易》于此取天地之数以为大衍之数焉。

天地之数者，一三五七九此天数，五也积而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此地数，五也积而为三十。

合二十有五与三十，是为五十有五。

圣人日，是五十有五数也，运之于天地之间，固足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卷28，第337－338页）天地之数蕴于天地间一切事物，数之积与合的变化促成世间万物之变化，妙运于万物之中。

故《易》取天地之数而成大衍之数，而“弥纶天地”，符示万物之变化。

《易》数本于天地之数的方法是：本此数作《易》，则客有龃龉而不舍者，故即天地之数而去其五以为大衍之数焉。

然去之者非其去之也。

数始于一备于五，小衍之而为十，两其五也；大衍之而为五十，十其五也，则五者在其中矣。

（卷28，第338页）“此数”指天地之数，天地之数“备于五”，大衍之数，以天地之数五为基数，“十其五”而成；小衍之数“两其五”而成。

《系辞》说：“极数知来之谓占”，此数为《易》之数，“极数” 之所以能“知来”，正是因为《易》之数本于天地之数，穷极《易》之数则能把握天地之数，进而把握天地变化之本。

“《易》以极数通神明之德。

故明《易》之道，先举天地之数。

”数虽然能成万物之变化，但是，关于理与数的关系，王宗传基于义理派的立场，认为理为本，数为用，数生于理，理寓于数之中、王宗传在此发展了王弼的易学观点。

王辅嗣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

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

四十有九数之极也。

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王弼认为“一”之不用是太极之体，“一”非数，为万物之宗，其余四十九之数由“一”而来，是“一”的体现，象征着天地间的万物。

这里，王弼以老庄的玄学思想解释《周易》之数源于天地之本。

而王宗传继承王弼的理路，将玄学的本体之无，转换为天理，阐发他关于数与理的关系。

《易》有自然之理，斯有自然之数，是理也，一定而不易；故是数也，奇则为奇，耦则为耦，亦一定而不易。

是理也，相因以为用；故是数也，奇以耦成，耦以奇成，亦相因以为用。

是理也，运行而不穷；故是数也，始则有终，终则有始，亦运行而不穷。

然则，是数生于是理，理寓于数，数之所生，理之所在也。

（卷28，第337页）天理自然而然，运行不穷而定然呈现为自然之数。

此定然之数以相积与相合成为天地间万物生成变化的数理法则。

理是数生成的依据，数则体现了理对万物的规定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数是沟通形上之理与形下之物的桥梁，也是《易》呈现天理的中介。

《易》之大衍筮法的过程中，通过对天地之数的模拟，体现了《易》本天地而作，《易》之数，就是天地之数，而天地之数是天地之理的体现。

演天地之数，……象两、象三、象时、象闫者，以言圣人立法未尝不循夫天理之自然，而非伪为云尔，故《易》之作以阴阳为宗，曰“象两”云者，以言象阴阳二气之分也；曰“象三”云者，以言二气之分有阴有阳，必有阴阳之中故也；曰“象四时” 云者，以言二气既分，中者为春秋、极者为冬夏故也；曰“象闰” 云者，以言积四时以成岁，更三岁而为闰。

（卷28，第338－339 页）大衍之数的成卦过程是对天地运行呈现出的节气变化规律的模拟。

《系辞》有言：“其出入以度，……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天道周流，又“出入以度”，有“典常”可循。

而把握的途径就是通过奇耦之数象征天道运行的规律，圣人作《易》就是以大衍之数演天地之数，模拟天地变化，符示周天运行的节气转换，并由此来指导人世间的制度的制定。

以天地之数所体现出来的天理，作为人世制度的制定根据。

夫天地之二气之运行也，十有五日一气，四十有五日一节，故一岁之中，凡为气者二十有四，而为节者八，而后四时由此而成。

使其无节，则二气失序矣，制度之立也实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