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易经》的关系儒家与《易经》的关系，可以从孔子和《易传》说起。
孔子及其后来的儒家对《易经》是很重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学建构，不仅受到了《易经》中阴阳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阴阳相交的运动变法的启发，《中庸》就是从《易经》中衍生出来的。
没有前者，就没有所谓的以“仁”释“礼”的儒学，没有后者，就没有儒家思想的灵魂——中庸之道。
孔子对《易经》的重视，历史上是有明确资料记载的。
相传，《易传》就为孔子晚年所作。
《论语·述而》也说：“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看来，孔子是在50岁以后（有人说，孔子学《易》在68岁)，才开始痴迷《周易》的，可谓相见恨晚。
《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读《易》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这些能够相互印证的资料无疑表明：孔子对《易》是有过精深研究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孔子曾经提出过人生的五大里程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据说，孔子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内容。
不久又读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
接着，他又读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透彻的理解。
正如他在上面感慨的那样：“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质了。
”我们知道，孔子早期四处推行其政治主张，但得不到各路诸侯的采纳。
而艰难困苦不改其志，即使累累如丧家之犬，仍然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至于孔子的主张为什么的不到当时得不到认可呢？原因也许很简单，就是孔子那一套以“仁”释“礼”的儒学建构缺少了内在的灵魂，很容易沦为一种死板的形式和教条。
而知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孔子当时并没有读到《周易》。
今天的我们也许无法想像，当时看本书是很困难的，尤其像《周易》这样的书，属于官方的教科书，只能藏在周天子自己家里的小图书馆里，属于秘藏典籍，为太史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才能看到。
别说孔子这样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后裔，就是王公贵族也很难看到。
所以说，孔子读《易》不得，是很苦恼的。
孔子能最终读到《易经》，还是沾了时代的光。
我们前面说过，春秋末年，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周王室衰微以后，原来在周天子身边当文官的知识分子为了生计，都跑到各路诸侯国去了。
但这些人出走，并没有空着手，临走还要捞一把，随身带走了一些东西。
带走的什么？文人嘛！当然带的是书。
就像今天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搬家，最为珍贵的还是书籍。
在被这些人带有的书籍当中，很可能就有《易经》。
孔子晚年定居鲁国，当了个编纂鲁国历史的小官，才得以见到《易经》的庐山真面目。
孔子看到《易经》以后，欣喜异常，如饥似渴地读这本所谓的人间秘籍，完全可以理解。
也许，正是因为孔子在晚年在读到《易经》，因此已经无法再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行创新了。
所以他才慨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所以，孔子晚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易经》与自己的学说之间的结合上，他的学说才逐渐被社会所认可，再加上他身后几位天子很高的学生的努力，《易》终于成了儒家学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旁的不说，《中庸》明显就是从《周易》中衍生出来的。
可见《易经》对儒家的影响。
也正是儒家学说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被逐渐被社会所认可，成了显学，成了热门。
而孔子本人，也被称为“圣人”可惜，这些荣耀孔子本人可能并没有看到。
或许有些遗憾吧！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天上的星星燃烧以后，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在到达我们的眼睛。
话说回来，《易经》本来是一本占卜的书，难道孔子对《易经》迷恋是为了占卜？在这一点上我们一点要认识清楚，否则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易经》到底对儒家意味着什么。
不错，孔子在读到《周易》之前，确实把这本书当作了一本占卜的书。
并且他不主张占筮。
可是自从读到《易经》之后，孔子开始陷入占卜当中而不能自拔，甚至是痴迷。
《论语》中记载，孔子曾一度热衷于占筮，并且非常频繁。
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吾百占而七十当”。
意思是说，占卜的准确率达到了70%。
可以想象，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如果有研究彩票的爱好，结果会是怎样。
正因为此，孔子迷恋占卜的行为，遭到了他的学生的反对。
子贡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
’……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老师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吗？那些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的保佑，缺乏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
而今天，强调“德行”而远离“鬼神”的老师怎么会玩起占卜的游戏了呢？子贡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
”正如今天，那些作奸犯科之徒大多都信佛，原因很简单，办得坏事太多了，心里发虚，无法向别人坦白，又找不到寄托，只能去信佛了，希望佛能保佑他。
而大部分老老实实的平民百姓，则是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
同样，那些凭自己的力量挣取劳动果实的人，也不会把主要精力花在研究彩票和赌博上。
但是，孔子为什么痴迷占卜呢？其实很简单，孔子被“占卜”这个游戏给迷住了，并不是用来预测吉凶。
就像今天我们沉迷于电脑游戏而不能自拔一样，是被这个游戏过程吸引了，而没有想到玩完了游戏会得到什么奖赏。
所以，游戏不是赌博，它在人性的深处是自娱自乐。
孔子占卜也是如此，他占卜并不是预测吉凶，而是被阴阳两爻之间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化吸引住了。
正所谓“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
一个“玩”无疑表明，就是单纯地演卦，也能给人无穷无尽的乐趣。
不知道今天那些开发电脑游戏的人，是否能将《易经》这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开发给大家玩，不仅可以益智，开发大脑，还可以领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岂不是一举两得？话又要说回来，孔子读《易》占卜，单纯是为了“玩”吗？肯定不是。
如果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话，孔子胸怀天下的气魄也就没有了，而《易》也就不可能为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那么，孔子在这种近乎游戏的“占卜”中到底发现了什么呢？正是频繁地占卜，使得孔子对《易经》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
如果说占卜是为了一种自我的陶醉和快乐，那么，从《易经》中微言大义，为儒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打通个人和社会的内生外王之路，才是孔子的根本目的。
在这一点上，孔子虽然认为占卜这个游戏非常好玩，但却是反对占卜的。
这其实并不矛盾。
占卜作为游戏玩玩，对于个人是没有错的。
但是，用占卜来祈求祸福，祈求保佑，却是孔子极力反对的。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孔子的这一立场从来都没有改变，——道德丧失，才去求助神灵，缺少知谋，才去占筮。
这种祭祀祈祷于上天的“天命观”早已经随着商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周朝灭商，靠的是重人事，修道德，将“天命”和“人事”结合了起来，做到了“尽人事而知天命”。
所以，孔子重视《易经》，是想通过人，为了人，建立真正属于人的文明，而不是将自己的命运在寄托于和人的生活毫无关联的“天命”上面。
而周朝灭商，在文化意义上则是人文观对天命观的胜利。
这种“尽人事而知天命”，在孔子看来正是文明的希望和可采取的路径。
所以孔子才说：“周监于二代，郁郁文乎哉，我从周”。
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解读《易经》，是带着目的的。
或者说，他是带着有色眼镜的。
他要在《易经》中读出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要从里面读出人文，读出属于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占卜以祈上天赐福和保佑。
这种人文的力量，在孔子看来，就是“德”。
经过对《周易》的认真研究以后，孔子发现，在孔子看来，“德”和“神灵”正是相对立的力量，前者属于人自己，而后者属于人之外的神灵。
“德行”的取得要靠人自身的努力，而后者的取得正是要靠祭祀和祈祷。
对外依赖越多，对自己的依靠也就越少。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孔子对卜筮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的：“《易》，吾后其祝卜矣，吾观其德义耳也。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乎耳。
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
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
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
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的意思是说，他虽然和祝巫都在研究《易经》，但目的是不一样的，是同归而殊途。
祝巫卜筮是为了祈福避难，而自己研究《易经》是为了“求其德”。
不仅如此，孔子还区分了研究《易经》的三种境界：“赞”、“数”、“德”。
“赞”是最低的层次，仅仅知道按照《易经》中的规则演卦预测吉凶，这种人把《易经》当成了说明书，就像我们今天的各种电器的说明手册一样。
从事这个行当的是“巫”。
“数”是第二个层次，就是在研究《周易》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穷无穷尽的变化，看到了数的推衍，领会到了演卦作为一种游戏实在高深莫测。
能够领会到这一层次是“史”。
而“德”是最高的层次，是从中微言出来的大义，领会其中道理的是君子，他们很少祭祀，而是靠德行求福；他们很少卜筮，而是以仁义求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