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隐私权这一名词已经为许多人所熟悉。

所谓隐私权又称私生活秘密权或个人生活秘密权，它是现代国际社会和各国宪法、法律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程度。

隐私权就是划定一个私人的范围，使有关的人在该范围之内不受群体约束的权利。

凡与私人有关，对其所处整体而言无必然的实质性利害关系的所有个人资料应属个人隐私权的对象。

通俗而言，隐私权，是指公民就自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情事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

虽然隐私权的概念在1890年就被美国人提出，1974年，美国制定了《隐私权法》。

我国宪法及其他部门法也有不少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许多学者也就隐私权保护问题提出了诸多观点，而且目前已经着手的民法修改也将隐私权问题纳入专家视线，有的学者还提出要专门制定隐私权法。

笔者仅就当前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保护隐私权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司法解释虽有隐私权的保护条款，但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没有对隐私权作出具体界定。

每一裁判都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

如果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单靠法官自由心证很容易造成同一案件不同的判决，或对具体案件的下判无所适从。

我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作了原则规定，且其他部门法也对隐私权的保护作了相应规定，198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40条：“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以上规定表明，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有法律依据，特别是《解释》的规定，使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被纳入了直接的司法保护之中。

但上述法条仅仅提到一般保护原则，对什么是隐私权、隐私权的范围如何界定、具体到一个案例，如何判定是否侵犯隐私权，都无法从上述法条中得到明确的答案。

（二）侵犯隐私权在何种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定不明确。

首先，最高法院公布的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对隐私权方面的规定不一致。

《意见》（试行）第140条：“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该规定明确了在侵害人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达到损害他人名誉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但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显然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对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受理侵犯隐私权案件的规定不一致。

《意见》的规定是只有当隐私权与名誉权竟合时才受理隐私权案件，也就是说，只有在侵犯隐私权达到损害他人名誉时法院才有权启动审判程序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

而《解释》则规定：只要侵害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受害人只要以侵权为由起诉，不论是否构成对受害人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均应予以立案。

其次，目前法院的普遍做法是将《意见》与《解释》结合起来认定侵犯隐私权案件，但《解释》的内容少，也过于原则，故目前许多法院主要是按《意见》（试行）处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然而由于对如何认定规定中的“造成一定影响”及“造成一定影响”与由此损害当事人名誉之间的关系，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导致许多隐私权案件事实上无法按损害名誉权案件处理。

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有的隐私虽然不是见不得人的坏事，然而当事人不愿意让他人知道，且当事人的个性不同，同属个人私事，有的人不愿让他人知晓，有的人却无所谓，由此对当事人心灵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对当事人的身心损害程度差异会很大。

与此同时，侵犯他人隐私的当事人有的是出于故意，有的出于过失，出于故意，不一定造成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出于过失，却有可能造成了严重后果；有的当事人就隐私权被侵犯，寻求法律保护，虽然对当事人而言，他或她的平静生活已经由于侵害者的行为而受到干扰，精神上已经受到损害，但由于“造成一定影响”不好界定，更由于需达到侵害名誉权这一条件，往往导致其隐私权无法得到保护。

第三，在审判实践中，也有的法官主张按《解释》受理隐私权案件。

但解释中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这一前提条件如何认定？如果不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而是出于茶余饭后的谈资，但由于其传播行为，使受害人的名誉受到影响，或使受害人的平静生活受到干扰，此类案件要不要受理？《解释》规定：只要符合这一前提条件，受害人均可以侵权为由起诉，那么，在此的隐私除了这一前提要件外，是否还有限制保护隐私权的必要，会不会引起对隐私权保护的滥用？目前由于新形势的需要，社会工作人员、下岗人员、其他人员社会流动频繁，由就业、下岗分流、升迁、就学等各种因素引起的需公开个人隐私的情形增多，何种情况下不宜公开个人隐私，何种情况下必须公开个人隐私、在什么范围内公开，法律没有作出界定，使审判实践中，《解释》的保护隐私权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难以在审判实践中具体应用。

（三）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承担责任方式不明确。

一是侵害隐私权与侵害名誉权不同，其责任方式也应该是不同的，但法律上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5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公民或者法人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了侵犯隐私权造成一定影响，按侵害名誉权处理。

但是，隐私权与名誉权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格权，首先两者的权利主体不同，即隐私权只有公民才能享有，而名誉权任何民事主体都可享有；其次，二者的客体不同，名誉权的客体是民事主体就其能力、品质、信用等获得的社会评价，而隐私权的客体是当事人不愿让外人知道的自己的秘密；再次，内容不同，名誉权的内容就是确定自己的名誉不因他人的非法行为而降低，隐私权的内容是保持内心秘密不让外人知道；还有，二者的侵权方式是不同的，侵害名誉权的方式是侮辱、诽谤，侵害隐私权的方式是窃取、偷看、传播。

最后，二者侵害的内容是不同的，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人散布的内容可能是虚假的，也可能是真实的，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人散布的内容只能是真实的。

针对上述的不同，显然，侵害隐私权的责任方式也应与侵害名誉权不同，但法律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

二是侵犯隐私权有无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受侵害者有权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因为隐私受侵害者往往名誉也受到影响，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也将以书面、口头形式宣传他人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纳入名誉权的范畴加以调整，而名誉权是公民享有的就其自身特征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的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

在法律上，名誉就是社会公众对待特定人的道德品质、才干、声望、信誉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这种评价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关系到公民的民事权利及其他权利的得失。

故侵犯名誉权必须承担恢复名誉的责任，同理，宣扬他人隐私造成一定影响，损害到他人的名誉，也应当承担恢复名誉的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存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问题。

理由是，隐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名誉，隐私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的私事，侵害人侵犯的是自然人就个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

隐私权具有真实性和隐秘性的特征。

首先是真实，如个人的健康情况、生理缺陷和残疾、婚恋经历、财产状况、私人日记、信函、生活习惯等，这些是客观存在的，故不存在恢复名誉的问题。

其次是具有隐秘性，隐私是不愿让他人知晓的私事，“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反而扩大知悉面，不利于隐私权的保护。

二、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应当受到重视，应当得到应有的保护。

针对隐私权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一是关于“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没有对隐私权作出具体界定”的问题。

笔者同意“隐私权的概念应该在法条上，并且应该根据当前的社会情况，以列举的形式予以界定”的意见。

理由是，1、中国是成文法的国家，没有实行判例制度，法官断案所依据的法条越细，越有利于办案时具体操作，这样判出的案件越有利于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因为目前的中国法官的断案主要是应用法律，而不是创造判例，即中国法官是要根据法条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法条解决当事人的冲突和纠纷，根据明确的条款审理案件显然有利于当事人息诉服判。

2、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法官办案往往受到权力的干预、行政手段的控制、社会上传统人为因素的干扰，法官的权威还没有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当事人得到一份不利于自己的判决，却无法从法条上找到答案，很容易使当事人做出偏激的行为，所有这些都使法官很难有独立思维的空间，甚至很容易使法官作出对一方当事人有利，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公的判决，或因理解认识的不同导致一种案情两种判决结果。

3、目前的法官素质参差不齐，高素质的精英法官还是少数，自由心证不是所有法官能够做到。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隐私权的概念尽可能细化，同时，将不属于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列出。

特别是应将隐私权限制保护的情形列入法条加以明确。

二是关于“侵犯隐私权在何种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

笔者认为，法律应当明确在何种情况下不宜公开个人隐私、何种情况下必须公开个人隐私、在什么范围内公开的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不是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不是出于满足必要的知情权的需要而公开他人隐私，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论公开他人隐私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社会公德。

（1）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

在此引用恩格斯的一段名言：“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的保护，应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由于社会利益的需要，某些人为利益的实现不得不公开部分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