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人摔倒该不该扶小组成员：黄清移，徐贵辉，潘秋宇 2016年5月20日对于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话题，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那件事情也引起了我的反思。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哥毕业论文实验在温室，所以我哥明天都要去温室观察记录。
那是在2013年5月28日的下午，我哥每天一样走在路上，在他高高兴兴的走着时，他猛地一抬头的瞬间，看见了一位大概60多岁的老伯伯一下子撞到了一颗树上，树种在人行道旁边的排水沟附近，老人撞到树上后一下子被反弹了回去，脚一不小心滑进了排水沟，导致老人整个身体蜗在了排水沟里。
这时周围有很多人，我哥也在离老人不到300米的地方，可是这时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助老人，过了大概有二三十秒的样子，老人自己慢慢站了起来，随后人们纷纷上前询问老人怎么样，老人看上去是一个人开朗的人，虽然头上磕了一个大包，但是还是笑嘻嘻地说：“没事，刚刚走路时没有看前方，这个树枝太低了，一下子撞上了，来了一个后滚翻，哈哈哈…，没事，你们忙去吧……”这件事情使我哥耿耿于怀，我不知道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惊呆了，还是他自己就没有勇气去扶起老人，有些人总是对那些“好人好事”持一个不懈的态度，说：“要是我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也会这样子做”。
其实，并不是全全如此，当你真真遇见这样那样的事情时，你不一定有勇气去帮助他人，也可能会迟疑。
我想，当时的他就是在迟疑，所以事情发生以后他再回想，他一直不能原谅他自己，也许，只要他赶快上前一步，老人就不会摔到排水沟；也许，会因为他的迟疑，而没能帮到老人，导致老人失去生命…他回来之后想像了多种可能性，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我想，如果他再遇到此类的事情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助那些人，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不要让生命因为自己的迟疑、不果断和对人性怀疑而结束。
不过现在对于看到一位老人跌倒在身边，你扶还是不扶？这个问题让不少人陷入纠结，伴随着恩将仇报的见义勇为、惹祸上身的助人为乐使得传统美德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尴尬；“彭宇案”、“许云鹤案”的法律判决更是让公众寒心！以后碰到类似情况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我坚持的信念是——我相信13亿人可以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
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兆的观点说：13亿人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要套用一句不大合适的话，中国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就是让人们都不敢去扶一个老人。
我觉着这种情况是一种警示，如果这种情况下去的话，谁家的老人在外摔倒都是同样的结局，不会有人扶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这样说：我们的社会是光明面和阴暗面并存、天使和魔鬼同在的社会，不是只是黑喑而没有光明、只有魔鬼而没有天使。
仅靠个体行为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现状，最重要的，还是政府制度的行为。
只有政府部门切合实际需要，有目的的进行道德重构、道德重建，才有可能拯救日益滑坡的社会道德。
这些观点足以说明，面对身边摔倒的老人时，我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扶与不扶，体现的是一个国家道德素质，其实遇到老人摔倒扶不扶，有人多人会挺纠结，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心理学上的效应。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旁观者效应”，这个效应是说在紧急情况现场，假如旁观的人越多，大家都以为别人会对受害者提供帮助，自己就没有去帮助，结果是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个效应被提出来是因为在1964年3月，在美国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引起全国震惊的谋杀案。
被谋杀的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上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
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
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
这个效应被提出来是因为在1964年3月，在美国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引起全国震惊的谋杀案。
被谋杀的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上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
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
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
当时美国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开始有点像很多人看到老人没有帮扶事件的一些场景？在纽约的两位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对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
他们都觉得，对于证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理由解释。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们启动了一个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的反应调查。
在研究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与了一项未说明的实验。
他们告诉每个到达的参与者要进行一场涉及都市大学生个人问题讨论。
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
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他们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
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会听到一个男学生在倾述，其实是录音，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
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呦……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85%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有31%的人动了。
后来，当问及学生，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影响。
通过这个效应，可以让我们对人性稍微恢复一点信心，有些人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帮扶，有些人只是以为自己不需要作为，因为别人肯定会去救他。
对于小悦悦事件，大家都关注那18个冷漠的路人，我觉得这是走偏了方向，也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我们凭什么假定那18个人在一个昏暗的市场，嘈杂雨声的下雨天，就都一定看到躺在地上可怜的小悦悦呢？我承认这个社会变得冷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妖魔化一切看起来冷漠的行为。
我觉得中国人道德在滑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想通过呼唤道德来提升中国人道德水平是个伪命题。
因为想做的人不用你说，不想做的人不会听你说。
2011年9月6日卫生部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就指出在注意跌倒老人是否有剧烈头痛或口角歪斜、言语不利、手脚无力等提示脑卒中的情况，如有，立即扶起老年人可能加重脑出血或脑缺血，使病情加重，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老人跌倒，如今有了技术指南，更应该有道德指南、法律指南。
三个指南应该同时出现，一个也不能少，才能在社会上唤起人间正义、社会公平，有和谐，更有关爱，让对老人的施救更有效更科学更积极，而不是天天都在彭宇案，天天都是有人看，却不见实际行动。
如果是你看见了一位摔倒的老人，我希望你可以将其扶起，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扶起来，但是，面对如今已被“不正之风”侵蚀的社会中，我们要用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法将老人扶起。
首先，如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畅；有抽搐，应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牙间垫较硬物，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其次，如老人意识清楚，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
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护送老年人到医院诊治或拨打急救电话；要询问是否有剧烈头痛或口角歪斜、言语不利、手脚无力等提示脑卒中的情况，如有，立即扶起老年人可能加重脑出血或脑缺血，使病情加重，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并护送老年人到医院进一步处理；查看有无提示骨折情形，如无相关专业知识，不要随便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查询有无腰、背部疼痛及大小便失禁等提示腰椎损害情形，如无相关专业知识，不要随便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如老年人试图自行站起，可协助老人缓慢起立，坐、卧休息并观察，确认无碍后方可离开；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休息；发生跌倒均应在家庭成员或家庭保健员陪同下到医院诊治，查找跌倒危险因素，评估跌倒风险，制定防止措施及方案。
所以说，扶起老人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医救常识，不能只有好心，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好心就能办好事的。
对于如何扶起老人这件事，我们不能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如果旁边有很多人围观，这个时候大声的喊一句。
我现在要把老人给扶起来，帮助他送他到医院，要是他冤枉我，大家为我作证啊，叫上自己认为熟的几个人作证。
然后让一些群众跟着去医院帮老人治疗，打电话。
如果旁边人很少，老人摔倒了，先拨打120和110。
在扶起老人和帮助他之前，可以用手机给他拍几张照，或者录像、录音充当证据。
总之，我们不能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对于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这个话题，似乎有些人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们要清楚的记住：老人“摔倒”不可怕，可怕的是扶不起“摔倒”的老人。
希望我们发挥自己的智慧，正确的扶起那位“摔倒”的老人。
让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良美德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