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战史档案资料1.档案记录和口述记录研究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据。

最近很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热衷于收集口述资料，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

找一下历史事件的当事者，记录他们的叙述，似乎证人的口述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一样。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

我们在寻找不到任何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若能找到见证人，从其口中得到事件情报，固然是一个贵重的证据来源，但必须认识到口述资料的弱点。

特别是事后经过了多年的个人独家的回顾谈类，会和事件的真实发生很大出入。

可以说，口述资料中比较有真实性的是当事者在一瞬间形成的强烈感情印象。

比如当时的震惊，痛苦，疼痛，悲伤或有特殊印象的事件经过等。

而对事件整个的来龙去脉，发生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过程，顺序等研究上最有用的情报，口述者却总是叙述不清，因为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

若提前不进行再学习，调查或参考其他历史文献，或他人的口述记录，很难复原出事件的全相。

此即为关于同一事件的口述记录中，复数的证人口述经常情节相同的理由。

可以说是在事件再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参考，抄袭他人记录的结果。

另外调查的者的目的，时代的背景，政治环境，个人的虚荣心等也会对口述内容产生影响，且事先设定的“大捷”“大败”的宣扬，“惨剧”“罪行”控诉等意图，题目，诱导式询问方法，也会引发口述者逢场作戏之效果。

所以口述历史提供的往往是一部分情节记忆，辅助于文献记录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单独并不能成为正确的历史根据。

如果能找到当时的文字记录史料时，一定不能先采用口述为证。

国内的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的研究之所以和日本的记录档案有很大出入，就在于多采用，信用的是事后，甚至有些是时隔半世纪以上的当事人的口述，回顾，和现地调查采访资料。

并没有使用，特备是没有认真研究使用敌方（日军）的记录史料。

此外，当然不能否认助长其数字，事迹面浮夸的，还有一些政治宣传工作方面的影响。

而日军的档案资料却不同，可称为是可信，贵重的证据。

贵重之一是文字记录，二是当时的记录，三，又不是宣传材料而是军内秘密文件。

使用日军档案研究时，我们可以把当时的战斗还原到相当完整的地步。

比如天气状况，日出，日落时间，各种命令的下达时间（具体到分），具体内容，部队区分，各级指挥者的姓名，官阶，战斗参加者数，死伤数，参加者少尉以上将校死者姓名。

行动路线，作战部署，武器数量，种类，损坏程度，使用的各类武器的消耗弹药数量(具体到每发)，等。

更富有许多详细的局部作战图，写生等资料。

而且记录者并不是一处，比如台儿庄作战中的濑谷启支队长下达的每号命令，我们可以在其下属的步兵第63联队和第10联队的两个战斗详报中同时确认。

所以作战命令，行动时间，地点等重要情报，可以核对，一般不会有任何错误。

这和作战开始日期完了日期都搞不清的我国的研究书有很大差别[1]。

日军的档案资料，若按资料种类区分，可分为三类。

一、事件当时的记录。

如电报、命令、计划书、会议记录等。

此类资料可以明确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二、事件之后的追记。

如日记、手记和阵中日誌等。

应该是在数日内作成，此类资料和前者同样，对于再现事件的时间，地点等亦具有极高的可信性。

但由于有些不是公式记录（如个人日记，手记等），所以对于再现事件全体过程有些局限性。

三、是事后的总结和报告书类。

如战斗详报，调查报告，统计表类等。

此类档案有一定时间差，一般是在事后不久（数周、数月）后做出，有总结，归纳的作用。

对于掌握事件的整个经纬、过程和结果非常有用。

但因为不是当时的记录，又经过记录作者的加工，所以不能否认其中可能有一些小的作假，手脚。

日军档案内的报告书的手脚和作假表现在何处？笔者认为不在数字，统计等结果方面，而在描绘，叙述的过程中。

数字往往是一个调查结果的定数，比如死伤统计，消耗弹药数量统计等。

由于和今后作战，补充，善后等现实问题有密切关联，又军纪惩罚森严，所以在报告中不易作假，而过程的描写中却可以加入一些主观发挥。

比如军人的死亡报告，实际上的根据仅仅是军医在验尸时记录的致命创伤的部位，被弹方向等情报，而事后向家属，上级，出身地行政单位提出的死亡报告书中，为了安慰家属，宣传死者的事迹，获取军功褒奖等目的，却可在情节面尽情地进行发挥，比如死者临终前的场面、行为、豪言壮语等。

例如小寨村伏击（平型关大捷）中的佐野曹長的死亡报告中，有“从昏迷中再次苏醒的佐野曹长用手枪继续抵抗，在弹尽之后，拔刀欲冲入敌阵，不料在挺身冲击之际，敌手榴弹在上空爆炸，曹长最终因后头部致命伤光荣殉国”等描写[2]。

实际上此次伏击是歼灭战。

这近百人的部队几乎全部阵亡，不可能有人去观察佐野曹长临死前的场景，所有的基础情报应只有验尸时军医做出的死亡原因为“后头部弹片创伤”一条。

再如武器的丢失与损失，因为责任重大，追究处罚严厉，所以报告时最禁忌的被敌缴获，遗失，可以虚报为战斗中损失，损坏等[3]。

战斗过程中的一些指挥错误，指挥官的作战过失等也可在战斗详报中掩盖。

特别是有关抢掠，屠杀行为，违反政策杀害伤兵，俘虏，强奸等犯罪行为，虽然为日军的惯性，但在任何记录中却从来没有留下过蛛丝马迹。

从滕县作战记录的分析中可得知，日军纪录的“敌遗弃死尸”数字，不仅包括对俘虏，伤员的残杀，至死把对非战员的平民百姓，老少妇孺的残杀数字也都作为“敌遗弃死尸”（战果）计算[4]。

所以在使用战斗详报等资料时，也需要分析，判断，寻找佐证，不可轻信。

2.联队史类记录的价值在日本，联队史类书籍有上千种，几乎都是战后，特别是在高度经济成长的背景下于1960-1980年代作成的。

不属于第一手史料，但可称为第二手的加工史料。

所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利用价值并不太高。

不能过分信用。

必须顺藤摸瓜，寻出其使用的资料之源。

在平型关大捷的研究中，对流传于国内的《滨田联队史》（步兵第21联队）的描述过分信赖，可以说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副作用[5]，引起了不少不必要的论争。

联队史当然也不是无用，可称是一种贵重的资料索引。

但利用时有必要进行史料批判后取之有价值的精华，排除不确实的部分。

何谓不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类的记述部分，解说部分。

联队史大多都是以大量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誌，个人手记，日记，当事者的回顾，回想等资料综合编辑而成。

其编者多是旧部队的军人，可以说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军事专门知识。

但不一定有过严格的学问训练。

所以在组织，编排，再现这些历史资料时，不鲜有感情的发挥的场面。

缺乏严谨的核对，考证往往会出现记录错误。

比如过分相信个人的回顾，处理不了记录和口述的矛盾，在复原事件情节时为了自圆其说叙述时将日期，时间，地点等搞错，搞反等。

另外联队史类书籍，大都是在战后和平时代编辑的。

由于时代反战思想的影响，也会往往会出现把自己部队的死伤，被害夸大，把战斗场景描写的比实际更悲惨的情况。

所以不能轻信联队史记录中的过程叙述，解说，描写部分。

特备是一些判明不了依据出处的叙述。

对数据也要和原史料进行核实。

何谓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中的资料部分。

同上所述，联队史基本上是以各种第一手资料为中心构成的，而联队史在作成编辑时的资料数量，比起现在要丰富得多。

日本在战后最初的十数年，由于败战的冲击和生活困苦，人人疲于奔命糊口。

败战前官衔为中将的赤柴八重藏（原第10联队长），战后为了糊口，也不得不去开荒种地。

直至高度成长之后才安居立业，有了生活保障，开始产生了一些经济和精神上的宽裕。

此时，各种旧部队的战友会组织开始创建复活。

其特征是以地方，地域为纽带的旧军人团体。

旧日军乡土联队的编制方法，也十分有助于这种以地方，地域为中心的团体组织的形成出现。

在各地域，逐渐形成乡土联队的事务局，联络处。

从制造花名册，战友录，进行慰灵祭开始，逐渐发展到编写联队史。

此时，旧军人的大多数已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也有了充裕的时间保证。

在各旧军人组织的号召，动员下，大量流传于民间的资料，包括联队级，大队级，中队级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誌，个人的手记、日记、报告，记录等都云集于各个战友会的事务局，编辑部。

成为联队史编辑的素材。

一方面，这种联队史类书籍，由于没有商业价值，几乎都是靠战友会成员募捐，凑款来编辑，出版的。

编者也不是专业人员而是旧军人中的志愿者。

所以此种作品都不经商业出版社之手，称“非卖品”。

小量出版后除寄赠给关系单位外，多分发给当事者的旧军人会员。

各地区的地方图书馆也几乎不接受这类出版物，欢迎的只是和本地方，乡土有关的一小部分。

这是现在这类图书很难在国立，公立图书馆找到的理由。

此类联队史编辑活动由于当事的旧军人们的健在和努力，热情，在编辑过程中汇集了大量贵重的战史资料。

只是在和平时代由于不能得到国家，地方自治体（政府）的支持，这种活动只能是私人团体的私下行为。

汇集上来的资料，也不受国家的重视。

防卫厅战史资料室，也不曾有过征集民间资料的预算和组织。

联队史编辑的时候，可以说资料应有尽有，如何选择，淘汰却是一个大难题，因为数十年的历史资料，只能汇成一本书籍。

最可惜的是这种汇集于民间的军队关系史料，由于没有受到自治体，国家的重视，在私家版的联队史类书籍出版完成后，大多又得而复失，再次散失于民间。

其中战斗详报类有一部分被寄赠给防卫厅战史资料室，或地方的自卫队驻地，但个人的日记，手记，中队以下记录等又多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

各种联队史类书籍从编辑开始至今已经三，四十年，当事者早已过世，很多战史记录资料即使存在，也已不知去向。

所以，今天联队史记类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可以说是一个资料线索，或资料集。

联队史由于是旧军人团体的自主行为，所以没有统一规格，体裁多种多样，取材，编法都有所不同。

有的忠实于战斗详报，如第10（冈山），第63（松江）联队史。

有的注重于个人的日记等记录，如第11（广岛）联队史。

有的则以叙述解说为中心，如第42（山口）联队史。

有的则像散文作品，如第41(福山)联队史。

所以使用联队史类资料时，要进行判断，取其有用部分，有根据的部分，若有可能的话以此为线索去寻找其原始记录（如战斗详报等）。

比如前述《滨田联队史》，其叙述部分虽然有不少错误和夸张表现，但其中多处引用的个人记录，如第三大队丰田志郎军医少尉的日记摘录等，却是不可再入手的很贵重的资料。

这种价值高的资料，在联队史类书籍中还是可以发现不少的，有辅佐，补充战斗详报的作用。

3.关于日军统计的可信程度也许有人对日本军方的记录档案产生怀疑，说这种数字统计仅不过是一种类似于战时“大本营发表”的，为了欺騙国民的謊言[6]。

诚然，战时的宣传中，夸张，隐蔽是一种常有的现象，对给予敌方的打击损害总有一种夸张报导的倾向，而对己方的损伤却不愿如实公布。

其目的一是为政治宣传，二是为鼓舞士气。

中国方面的“扩大宣传”可见本论的台儿庄报导部分，而日本方面的典型代表可谓战争中的“大本营发表”。

可是笔者在此提供的军方内部的战斗记录，却沒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