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史记》的写人艺术摘要: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写人文学的光辉典范。

文章认为《史记》的写人艺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用了纪传体，为写人开创了有效的艺术形式，二是采用互现法与聚焦法，为写人解决了历史真实与性格凸显的矛盾，三是娴熟运用各种技法，为写人提供了艺术的方法手段。

关键词：《史记》；写人艺术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伟大丰碑，其最大的艺术成就就是写人。

一部《史记》，上起帝王将相，下到卜日倡优，所写人物约四千多个，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就有上百人之多，其所写人物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这样说，中国写人文学的第一次高峰就是伴随着《史记》的诞生而出现的，因此，分析、研究《史记》的写人艺术，意义非同小可。

一、采用了纪传体，为写人开创了有效的艺术形式所谓纪传体，是指以人物为纲，以时间为纬，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的史书体裁。

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把记言和记事进一步结合起来。

纪传体的创立者是司马迁，《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为一种新的叙史体例，《史记》的纪传体在写人上有突出而鲜明的优点，从而为大量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提供了体式上、文体上的保障。

首先，《史记》的纪传体有利于人物形象的鲜明而完整。

先秦史著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零散而不集中的，如《左传》中也有人物形象，但由于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分散于各年的行事所显示出的人物性格特征，必须要经过读者的重新组合才能构成比较完整的人物形象，且每个人物的描写是以是否参加事件来决定的，往往只选取其参加事件的有关言语行动，这在人物的一生中只是表现其性格发展中的某一个方面。

而《史记》对人物的描写，是建立在对人物整个一生行为的概括上，是建立在对人物一生性格特征发展的提炼上，以集中而清晰的传记形式表现出来，人物形象因而是鲜明而完整的。

刘勰说：“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

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

”[1]( P157)其次，《史记》的纪传体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典型化。

先秦史著的描写对象主要是人的活动，以人事见史，以人事明理，所以与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的言语与行为，成了先秦史著主要的描写内容。

但由于它注重于事，人物虽有一定形象性，但终不能达到“典型”的程度。

《史记》传记的描写对象主要是活动的人，以人见史来达到对历史的再以识。

如茅坤说：“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太史公次四人线索（四人指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才知赵之兴亡矣。

”[2](P280)《史记》要写人，就要选择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的特征和人际之间的相互关系，选择那些足以体现这些特征与关系的现象，它不是简单甚至被动地再现历史生活，而是精选、组合最富有特征的历史生活观象，即进行艺术典型化工作；《史记》还吸收了先秦史传文学记言记事的艺术长处，并创造了多方面刻画人物的艺术方法，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表现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史记》概括社会生活本质特征的深刻性是空前的，在完整地表现人物复杂的矛盾、冲突方面也是空前的。

王伯祥曾说：“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

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支解了这个人物。

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

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现‘典型人物’的人。

”[3](P9)二、互现与聚焦，为写人解决了历史真实与性格凸显的矛盾纪传体例确定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关人物生平行事方面材料的取用与安排问题。

由于历史事件的纷繁复杂和人生经历的丰富多彩，一个人的性格可能是多方面的，甚至有时是割裂的，这就给史学家出了很大的难题：只写某个方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都写，又有损人物性格的鲜明性与完整性，于是司马迁采取了一种聪明的办法：当历史真实与人物性格凸显出现矛盾的时候就采用“互见法”，当二者协调统—的时候则采用“聚焦法”。

所谓“互见法”，一种较普遍的解释是，“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4](P14)如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细致详尽地写魏公子如何与监门侯赢、屠者朱亥交往，如何与隐身于博徒卖浆者流中间的毛公、薛公交往，如何“能以富贵下贫贱”，以“贤能屈于不肖”，把魏公子的好士品格写得溢彩流光，映古照今，而把拒绝庇护秦相范雎的仇人魏其，致使其自刭而死的懦弱行为写到了《范雎蔡泽列传》中，从而突出了魏公子的主导性格，保证了人物鲜明统一的美学风貌。

再如《高祖本纪》。

此传主要描写一代英主刘邦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等正面的性格特征，而他的贪财好色、猜忌功臣、傲慢悔臣、寡情薄义等性格弱点，则分别放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传中加以侧面表现。

通过“互见法”，司马迁既留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又让我们看到了生动、鲜明而又完整的人物形象。

所谓“聚焦法”，是指以人物性格为中心，选取材料不避小大、巨细兼收的选材方法。

材料的大与巨是指人物生平的主要经历、重要建树等，材料的小与细是指人物生平的早期经历或者相对次要的活动与行为。

主要经历固然会有力地展现人物的个性，但生平的早期经历、次要行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也绝非闲笔，它们总是以正面突出或侧面烘托、暗示的方式，成为人物性格的某种阐释。

例如在《陈丞相世家》中，有关陈平的主要经历，司马迁所组织的材料都与陈平的奇计异谋有关。

譬如别魏去楚投到刘邦麾下之后，帮助汉高祖脱荥阳之围；设下计谋，智擒韩信；伪事吕后，韬光养晦，吕后一死，则与周勃“合谋”，灭吕安刘。

主要经历之外，对于陈平的早年行止，司马迁亦有所取，如贫中娶妻、社祭分肉等。

这两件事体现出早年的陈平即已有奇行远志，预示了以后陈平能够屡以奇计异谋建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再比如李斯。

李斯个性的最大特点是贪求富贵、迷恋富贵，其主要经历中的事迹材料都与此有关。

为了把李斯的精神个性表现得更加鲜明，司马迁还取用了李斯早年为郡中小吏时观鼠兴叹的一段经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段经历是李斯精神个性形成的一个契机，它注定了李斯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追名逐利，居高位而不舍，因此是“闲笔不闲”。

三、娴熟运用技法，为写人提供了艺术的方法手段为了达到以人写史、以人抒情的目的，司马迁娴熟地运用了各种有效的艺术技巧与方法，把人物形象刻画得饱满丰厚，气韵生动，形神兼备。

下面列举四种主要的技法：（一）在对比中写人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一种手法。

《史记》中的《列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传，一类是合传。

类传是合传的一体。

在类传中，司马迁不动声色地运用对比的手法，使人物在异同比较中准确地呈现出各自的性格特征。

例如《酷吏列传》写的是一组出手猛、下手重、用法严苛的酷吏，一共是十二人。

把十二人并置到一起，彼此之间的个性差异就显得很突出：郅都不避豪强，以“酷”为忠；赵禹为人廉倨，“据法守正”；王温舒嗜杀成性而又趋炎附势；杜周“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张汤舞智多诈又廉洁能干。

另外《刺客列传》、《滑稽列传》等类传，司马迁对其中的每一人都能写出自己的特点，写出相互之间的同中之异。

专传之中，司马迁对对比手法的运用也格外自觉。

如《陈丞相世家》：“高后欲立诸吕为王。

问王陵，王陵曰：‘不可。

’问陈平，陈平曰：‘可。

’”在这里，司马迁通过王陵的憨直对比突出了陈平的圆滑与善于自保。

又如《李将军列传》，司马迁将李广与程不识的带兵风格进行了对比，李广的特点是简易宽缓，程不识的特点是严整精细。

通过这样的比较，司马迁突出了“李广之略”，强调了“李广才气，天下无双”。

（二）在冲突中写人这也是司马迁比较喜爱的手法。

司马迁很清楚：矛盾越尖锐，冲突越激烈，人物的性格就越“暴露”，人物的形象就越鲜活，所以，司马迁很喜欢在动态中写人，很喜欢把人物放置到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让人物去作充分的自我“表演”。

如蔺相如。

蔺相如是大智大勇之人，他的智勇就是在一连串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出来的。

以渑池会为例，明人凌稚隆评论道：“相如渑池之会，如请秦王击缶，如召赵御史书，如请咸阳为寿，一一与之匹配，无纤毫挫于秦，一时勇敢之气，真足以褫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于此等处，更著精神。

”[5]再比如飞将军李广。

司马迁一次次地把李广置放在以少敌多、寡不敌众的情境下：遭遇战、脱险战、突围战，危机时刻，生死关头，李广总能镇定从容，临危不俱，或全身而退，或力战克敌，从而展现了李广的智勇与才情。

（三）通过心理描写来写人为了“复活”历史人物，使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司马迁不但叙述人物的外在行为，而且直接地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吕不韦列传》写道：“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

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

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

”一“怒”之后，马上一“念”，最后“遂献其姬”，写出了吕不韦权衡利弊、忍痛割爱的心理活动，生动表现了他精打细算、投机钻营的商人本质。

《准阴侯列传》写道：“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韩信杰出的军事才能对于猜忌成性的刘邦来讲，一直是一个心腹之患，所以，吕后杀掉韩信，刘邦首先感受到的是如释重负之喜，可是韩信这样的功臣、军事人才的无辜而死，刘邦又不能不怜之惜之。

一句“且喜且怜之”，把刘邦复杂的心理与性格刻画得极其准确。

（四）运用个性化语言来写人这也是司马迁比较重要的一种写人手法。

可以这样讲，《史记》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是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密切相关的。

如《高祖本纪》：“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

汉王伤匈，乃扪足曰：‘虏中吾指！’”为了稳定军心，把“伤胸”说成“中指”，仓促之间就能作出这样的反应，刘邦其人的随机应变能力确实是超乎常人的。

王温舒是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因为春天已至，按照汉家制度春夏不能用刑，于是他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真可谓言为心声，言如其人。

司马迁写上流社会人物，其声口如此，写下层人物的语言也同样精彩。

《滑稽列传》中，“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

优旃曰：‘善。

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糜鹿触之足矣’。

”优旃的语言不同于一般人的正言直谏，显然带有自己的身份特点。

南朝宋人裴松之说：“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6](P180)学者刘大杰说：“屈原的赋，司马迁的文，杜甫的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在这三方面的高峰；又好象三条大河，在封建社会灌溉各代文学的田园。

”[7]（P161）《史记》的写人艺术永远光照千古，泽披后世！参考文献：[1]刘勰.文心雕龙[M]. 徐正英, 罗家湘,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2]茅坤.茅坤集[G]. 张梦新,张大芝,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3]王伯祥. 史记选·序例·注[G].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凌稚隆, 李光缙.史记评林·卷八一(影印本) [M].于亦时,整理.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6]陈寿. 三国志·卷六·注[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2.[7]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