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梭伦改革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它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梭伦改革一方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完善了国家制度,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提供了制度保证.梭伦的价值观以及改革中创造的有利于公民行使职权的各种制度,对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改革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梭伦以财产资格确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权利,富有的第一、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下层公民没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 梭伦改革后,贵族的实力虽有所剥削,但仍然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氏族制度残余仍得以存续.贵族凭借血缘门第,照样拥有世袭占有土地的特权. 结果,贵族对权力的剥削不满,下层平民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导致非公民没有享有民主的权利,女性没有政治权利.2、希波战争的影响希腊人在战争中的胜利首先归因于战争对他们而言所具有的正义性,从而激发起他们的巨大爱国热情,促使各邦内部和各邦之间紧密团结；同时也由于希腊重装步兵和军舰技术上的优势以及将领的正确指挥.希腊人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并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战争进程和结局对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和雅典的对外扩张影响尤深,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和奴隶制的发展.希波战争所造成的希腊政治格局,对于后来希腊历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希腊在波希战争里取胜,使得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心由两河流域向地中海地区推移,希腊文明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基础. 而且希腊战胜亦确保了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及安全,使得希腊继续称霸东地中海数百年.波斯在这场战争里战败,使其对外扩张的气焰受挫,并逐渐走向衰落,最后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所灭.希波战争是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一场规模大、时间长的战争.结果使希腊获得了自由、独立与和平,雅典一跃上升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要道,夺取了爱琴海沿岸包括拜占庭在内的大量战略要地.希腊在爱琴海上称霸,对沿岸国家进行掠夺,获得了巨大利益.“人们似乎都一致被唤醒了”,他们纷纷效仿希腊雅典,大造舰艇和商业船,积极发展海上力量,争夺海上霸权,向海岸国家倾销商品、开辟市场、攫取经济利益.英国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说：“随着这一战,我们也就站在了西方世界的门坎上面,在这个世界之内,希腊人的智慧为后来的诸国,奠定了立国的基础.在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两个会战更伟大的,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持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军事学术在希波战争中得到了很大发展.希腊在战略上正确确定战争每个阶段的决定性地段和主要突击方向,根据战局和力量对比决定战争方法,以及在战争中首创方阵这一著名战斗队形,对西欧军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天然物质条件。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内在联系人类历史的行程，尤其是早期人类的历史活动，更是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

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着不同的人类文明。

纵观古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东西方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文明的巨大差异。

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的地理环境，山脉纵横，河流交错，把古希腊分割成一块块小平原、小山丘和小河流。

濒临海洋——地中海、爱琴海，利于航行，景色秀丽，气候温和。

所以在希腊，为关山所分割、阻隔的小块平原，有利于形成古代希腊天然的政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

亚里士多德曾经论述过这种城邦人口的规模，他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该以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是观察其所能遍及的最大数目。

一般认为城邦的公民数额不应超过1000人，正是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才有条件建立那种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政治。

高度的民主政治是希腊文明的一大亮点。

平原少，土地贫瘠，只利于种植葡萄、橄榄经济作物，粮食不能自给，使得希腊人只有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发展。

而对于希腊来说，以海洋为依托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贸易只能是海洋贸易，这就决定了古希腊民族从整体上而言，决不是一个农业民族，而是一个工商航海贸易占据重要经济地位的商业民族。

古希腊曲折的海岸，众多天然的海湾良港，温和的地中海型气候，晴朗的天空，风平浪静的海洋，又为这种工商航海贸易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

商品经济必须以平等作为交换原则，商业贸易的进行与发展亦要求有相应的自由的环境，以及顾及商业贸易者整体利益的政策，这一切都有利于古希腊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建立。

商业经济造成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以财产的多寡而不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划分等级，金钱财产能使人们出现阶级划分，也能使人陷于平等，雅典政治家索伦的改革已向人们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小国寡民的城邦一旦由于人口的增长而无法负荷时，希腊人就到海外建立殖民地。

公元前8-6世纪，希腊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其殖民地范围遍及地中海沿岸和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参加殖民活动的44个城邦建立了139座以上的新的殖民城邦。

小国寡民的民主政治，发达的工商贸易及大规模的海上殖民，造就了希腊人热衷于自然科学方面研究的特色。

他们追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的真谛，考问社会的正义，诘问人生的目的。

表现出求知识、尚思潮、爱智慧、究真理的特征。

同时也刺激了希腊人对技术的要求，促进航海技术和数学的发展。

这一切造就了古希腊人勇于开拓进取、善于求索的民族精神和理性的文化特色。

东方文化的源头——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古希腊文明有着天壤之别。

中国地理环境的特征——偏居一方和相对封闭。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端，北面是常年冰封的西伯利亚荒原，西面和南面环绕着大漠荒沙，高耸入云的昆仑山、阿尔泰山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东面是浩瀚无限的太平洋。

内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分布有大规模的江河流域和肥沃平原。

这种辽阔的平原大河及近乎封闭状态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耕文明的形成，诱发封闭文明的产生。

封闭的生存空间，不仅无法借助外部力量，且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古代中国人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艰苦的斗争，为了兴修水利，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建立了血脉相连的大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这样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基础上的专制统治就逐渐形成了。

同时，辽阔的大平原，也是的统治着极易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统一，建立一个专制主义的大帝国，将每个人都纳入某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中，因此，统一、专制、中央集权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

封闭保守的地理环境也是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的联系和影响很少，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中国人一系列独特的文化观念如知足者常乐、中庸追求平稳、和平的社会环境及“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和专制等官本位思想，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和特色。

中国农耕经济和专制统治的稳定性、持续性，又使得中国文化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忽视逻辑推理，包括许多发明创造都是经验所得，如火药就是道学家在炼丹时发明的，许多历法、医术都是对观察、经验的描述和记录。

这些都是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并没有进行科学推论和分析，更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

综上所述，古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引起地理环境的差异，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制度、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体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4、如何看待希腊人“重农抑商”的观念在古汉语中,“本”和“末”原指事物的根本和支末,由于战国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观念,从那时起,“本”、“末”就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对特定的范畴。

所谓“本”、“末”观,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本”、“末”观是指古人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而狭义的“本”、“末”观则仅指“重农轻工商”的思想观念。

以往国内学者对古代中国的“本”、“末”观进行了大量的梳理和探讨,普遍认为这一思想观念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近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其中,传统上认为“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为古代中国所独有的看法被突破,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发现,“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并非为中国古代所独有, 而是一种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曾经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

当然,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文明也并不例外, 而且,与中国相仿,古希腊人的“重农轻商”观念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对古希腊人的“本”、“末”观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历来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的古希腊社会的认识, 而且对于全面、客观与合理地评价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将大有裨益。

关于古希腊人的“本”、“末”观, 中国学者已经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⑤, 但至今尚无比较系统的论述。

本文以希腊的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立法者和思想家为研究对象, 试图对他们的“本”、“末”观进行一些粗略的考察, 以期得到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首先要提到的是古代希腊的两位著名的立法者:来库古和梭伦。

虽然关于二人的历史记载不多,而且都夹杂着许多传说的成份,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两个人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对后来的斯巴达和雅典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他们的“本”、“末”观也就体现在留传下来的关于改革和立法活动的记载当中。

来库古是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在经济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他提出重新分配土地,因为“在这方面存在着可怕的不平等”,“财富则完全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 他“说服国人把他们所有的土地放在一起,然后重新分配”。

第二,“消除对于财富的渴望”。

他发现一切的不平等都是由于富人们手中的大量金钱所造成的,于是决定予以剥夺。

为了不引起抵制,他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取消了金和银的货币的流通,并规定只用铁钱。

”这样就造成了货币的急遽贬值,没有人再去追求或贮藏金钱, 因此“很多种不义罪恶都从拉西第蒙驱除了”。

第三,“打击奢侈”。

他首先“排斥了不必需的和多余的工艺”, 由于发行了在希腊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用途的铁钱,这样,外来的骨董商、航海商人、修辞教师、流浪预言者、娼妓老板、金匠和银匠等人都不再来了,国家里只剩下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匠人,“刺激和支持奢侈的因素被逐渐剥夺,奢侈本身也就死亡了。

”抑奢的另一项政策是“公共会食的制度”, 即穷人和富人在一起共餐,这项举措“使财富成了`一个无欲求的东西' ,甚至成了`非财富' ,穷人和富人的生活也就因此看上去没什么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