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调研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自2004年颁行后为对一切审判和执行行为提起违法确认诉讼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国家赔偿确认案件（以下简称确认案件）成为人民法院受理的新型案件。

确认案件类型多样、工作复杂，审判结果社会影响大。

但是《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程序性规定不够具体，为审理此类案件增加了难度。

为进一步提高确认案件的办理水平，理顺工作程序，提高司法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促进司法公正，我们通过对总体情况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对近年来办理确认案件工作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调研，最终形成此报告。

一、审理确认案件的基本情况。

自《规定》实施之日起至2007年7月，我院共受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件，已结件。

已结案件中确认违法件，申请人撤回确认申请件，未确认违法件。

(此处略去200字)二、确认案件的特点。

(一) 集中性。

确认申请主要集中在执行、保全环节中。

23件确认案件中，申请确认执行行为违法的13件，占全部案件的56.52％；申请确认保全行为违法的6件，占全部案件的26％；申请确认其他行为违法的4件。

在申请确认执行行为违法的案件中，申请确认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3件，申请确认违法查封财产的3件，申请确认怠于采取执行措施的3件，其他类型的4件。

在申请确认保全行为违法的案件中，申请确认违法采取保全措施的3件，其他类型的3件。

调研发现诉讼保全、执行阶段司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制作的裁定书或执行通知书，文号或日期存在错误。

主要表现在同一案件文书的文号不统一，或文书上的日期晚于做出具体司法行为的时间。

2、诉讼保全的财产在不应继续查封时不及时解封,造成当事人损失扩大。

3、诉讼保全的财产应继续查封的，在当事人申请后不及时续封。

4、查封的财产在解封或发还时，手续不完备。

5、执行过程中在获知被执行的财产所有权已发生变更，仍继续查封、扣押该财产。

6、查封冻结裁定未送达管理登记机关或送达机关错误。

7、对查封的财产保管不利，导致财产损毁、流失。

（二）复杂性首先是程序的缠讼现象明显，在我院未确认违法的件案件中，申请人全部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申诉率达100％，大大超过了一般诉讼案件。

其次是实体的复杂性，例如确认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申请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区分、确认申请人范围的界定等问题均存在理解上的不一致。

最后是确认案件涉及的相关案件较多，有些案件甚至仍在再审程序中。

例如A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查封案，涉及相关民事、执行诉讼五件；B等人申请确认法院保全措施违法案，申请人认为由于法院于2002年2月、5月两次违法查封其银行账户，至今未解封，使其拿不到拆迁补偿款，无法购买住房，由于房价上涨较快，其间接损失仍在不断扩大。

但是本案涉及的关键民事诉讼仍在再审中，保全行为是否违法、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区分均难以确定。

（三）低确性在我院审结的确认案中，没有一件确认违法，确认率为0%。

申请人申诉后，上级法院亦无一改判确认违法。

低确率的原因，一是反映出我市法院司法水平整体较高。

如C申请确认法院违法移交保全财产案，法院将查封扣押物移交给先行作出查封、扣押裁定的法院，程序合法、手续完备，不存在违法情形。

二是申请人法律水平的有限，对法律一知半解，片面滥诉和缠讼。

例如D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查封房屋案，法院根据已生效判决及被执行人D拒绝履行判决义务的事实，对D采取查封房屋的强制措施，后该生效判决被再审改判。

D未知悉申诉不中止案件执行的法律规定而提出确认申请。

三是法院对违法确认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缺乏消解控制机制，采取了“宽进严出”的立案态度。

但是尚有部分被申请司法行为存在不规范之处，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

三、确认案件办理工作的特点。

确认案件除案件自身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外，由于确认机关和被申请机关是上下级法院，在申请人的诉讼目的、案件的办理方式、确认机关进行服判息诉工作等方面也有别于一般行政案件。

（一）申请人的诉讼目的一般不在于获得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从这条规定中可以看出，设立国家赔偿制度的目的在于“赔偿”。

但是，在我院审理的确认案件中，申请人的诉讼目的一般不是要从国家获得赔偿，而是要以申请促执行或者达到解除查封等目的。

例如，我院受理的E请求确认法院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案，申请人在案件胜诉后至今未能执行完毕，其希望通过我院在办理确认案件中发挥协调、督促作用，促使大兴法积极寻找执行线索、加强执行力度。

又如A 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查封案，申请人认为在民事案件中已经确认被查封房屋归期所有，但是法院仍不予以解封，故希望通过申请国家赔偿确认促使法院解封。

从近年的司法实践看来，绝大多数确认案件申请人，起码申请之初并不在乎是否获得赔偿，而是希望自己的问题能通过申请确认这一途径予以解决。

（二）申请人急切希望获得结果和案件办理周期较长存在矛盾。

在办理确认案件中，我们发现一方面，由于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在本次诉讼中的损失已经处于确定状态，要求确认违法并据此获得赔偿或希望解除查封、加快执行，无论出于何种诉讼目的，申请人的心情较之其他类型案件都更为迫切；另一方面，确认案件无论是法院内部大量的请示、汇报、协调工作，还是寻找新的执行线索，加大执行力度，都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保证。

致使确认案件很难在六个月内审结。

申请人急切的心情和较长办案周期间的矛盾，容易使申请人对法院的工作产生怀疑，造成新的不和谐因素。

(三)极易造成信访和缠讼现象。

70％的确认案件申请人都有信访经历，并且一旦案件未被确认违法，就会大量的信访和缠讼就会接踵而来。

究其原因在于，一，由于中国几千年来“民不与官争”的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国家出钱赔偿个人”在我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并不能被广泛接受，所以几乎所有确认案件的申请人都认为“自己是被逼无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法院撕破脸皮的”，对法院和法官抵触情绪大、不信任感强，一旦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就认为法院是“官官相护”，裁判结果是不公正的，使确认机关很难作通申请人的服判息诉工作。

二是申请人不能理性地行使诉讼维权权利，片面以为表现越凶、闹得越大才能赢回公正。

三是法院的公信力还不高，并且确认机关和被申请机关都是法院，申请人很自然的认为法院有“部门保护主义”倾向。

四是法院的信访接待工作做得还不够到位，未能有效化解申请人对法院的不信任和冲突情绪。

四、办理确认案件的法律难点。

由于《规定》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规定都较为原则，为审理此类案件增加了难度。

通过调研我们总结了确认案件在法律适用和程序上的疑点、难点，并提出了我们的观点。

（一）法律适用的难点。

1，确认案件应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二）项规定，赔偿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除此以外，国家赔偿法条文中没有其它有关证据的规定。

显然，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二）项是对赔偿申请书内容的要求，不是对赔偿请求人举证责任的规定，对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均未做规定。

《规定》开始施行后，对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确认程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有义务对其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说明。

”，这一规定明确了在确认人民法院司法行为违法案件的审判中人民法院举证的行为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臵原则，即作出原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

但并未明确人民法院举证的结果责任，对于确认申请人或人民法院不提供证据或不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处理，无章可循。

通过调研我们认为，确定认案件的举证责任主要由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承担，应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

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做出司法行为之前提事实的存在，还要提供做出该司法行为的法律根据，以证明原司法行为合法。

如果原做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不能证明自己被申请确认的司法行为合法，则无须确认申请人证明其行为违法，就承担被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

确认申请人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如：关于申请确认人民法院不作为构成违法,确认申请人应当提供其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

由于司法行为中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故确认案件中，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确认申请人，但是，只有根据法律要件或者不同的司法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才能确保实质的平等。

在审理确认案件中，应当合理确定确认申请人的举证责任。

2，如何理解“造成损害”。

从理论上说确认案件应只审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损害结果及数额等问题应该由其后的赔偿程序审查。

但是，《规定》第十一条所列举的十四项应确认违法的行为中，有十项都是明确要求“造成损害的”（分别为第（二）项、第（六）至（十四）项）。

这里的“造成损害”如何界定、需审查到什么程度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

经过调研，我们认为，“损害”应具备以下基本要素：第一，须损害结果已经发生，并且客观存在。

任何主观臆造的损害结果均不能认定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意义上的损害。

第二，损害的必须是合法权益。

《规定》第一条明确了受害人受到损害的权益必须是合法权益。

非法权益受到损害，不存在国家赔偿的问题。

第三，职务违法侵权赔偿责任是一种“实际损害赔偿”的补救性责任，而非惩戒性法律责任。

第四，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应该存在因果关系。

违法行为必须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且这种因果关系需限定在直接因果关系上。

即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间应存在逻辑上的直接关系，但并不要求该行为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只要是导致损害结果的一个较近原因即可认定其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

除上述基本要素外，损害行为还应该是“不可补救”的，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通过任何方法均不可能给予补救。

例如在C申请确认法院在财产保全过程中未尽职责的行为违法案件中，C申请法院诉前财产保全债务人的一处房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查封有产权证照的不动产，应当向有关管理机关，即房地产管理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不得办理查封财产的转移过户手续。

但是，法院将保全裁定送达给了该房产的开发商，后房产被过户给他人。

C胜诉后，发现刘斌下落不明，判决书无法执行，故C向我院申请国家赔偿确认。

在本案中，法院的行为符合《规定》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即违反法律规定采取或者解除保全措施。

但是，其行为是否造成损害结果呢？则需要予以分析，错误的送达保全裁定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房屋被过户给他人，这一结果并不直接给甘余成造成损害，只有在无其他财产导致执行不能的情况下，才会损害C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