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3－12－10作者简介：鄢焱（1981－），男，四川成都人，西南政法大学2014级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第47卷第6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1月Vol．47No．6JOUＲNAL OF ZHENGZHOU UNIVEＲSITYNov．2014古钱币的司法鉴定困境及其破解鄢焱（1．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2．河南工业大学，河南郑州450001）摘要：2009年河南省首例走私古钱币案集中暴露了古钱币司法鉴定所存在的三大困境：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有欠规范；鉴定人缺乏从事古钱币司法鉴定的专业素质；对涉案古钱币进行定级的标准较为模糊。
为了确保涉及古钱币的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应尽量规范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不断提升鉴定人员的业务素质，积极探索传统眼学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进一步细化古钱币的文物定级，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整个文物的司法鉴定机制。
关键词：古钱币；走私古钱币；司法鉴定中图分类号：D91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6－0070－04古钱币因其具备的较高文化与经济价值，很早以前就已成为收藏的对象［1］（P714），而在文物收藏业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更是得到了收藏界的青睐。
随着国内外对中国古钱币价值认同度的上升，伴随着文物收藏的升温与文物交易的热潮，涉及古钱币的违法犯罪以及民事纠纷也呈现上升态势。
在此背景下，因古钱币而引发的诉讼开始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而其中往往关涉古钱币的鉴伪、定级、估价，此等专业性极强的问题也就成为了横亘在司法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古钱币司法鉴定的典型案例考察———河南省首例走私古钱币案的回顾2009年，郑州市检察院对蒋某某走私古钱币一案提起公诉，该案系河南省首例走私古钱币案，因该案关涉古钱币的司法鉴定，所以很有必要再作一番简要回顾。
据报道，本案被告人曾多次以邮件形式夹寄大量古钱币至境外，并在2009年3月再次作案时被郑州海关缉私人员当场抓获。
该案于当年9月28日在郑州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走私文物罪。
庭审中被告人对走私事实并无异议，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走私的古钱币应如何定性，即其是否已经达到最高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0号，以下简称《走私案件解释》）第三条有关走私国家禁止出口文物数量上的要求。
由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三名专家出具的《文物鉴定结论书》认定，走私的古钱币中有明刀、乾元重宝等共计31枚三级文物，其余均为一般文物。
此外，同一鉴定机构还就8枚乾元重宝做出补充说明，并指出其之所以被认定为三级文物，是取决于品相、大小、稀有程度等因素。
而辩方则就检方鉴定意见的张冠李戴、含混不清、前后不一以及程序方面的瑕疵进行了集中质疑［2］。
本案于2009年12月31日由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后该院曾于翌年1月25日委托陕西省文化艺术品司法鉴定中心对涉及定罪的古钱币进行了重新鉴定，而鉴定的结果是先前鉴定为三级文物的古钱币均为一般文物。
二、古钱币司法鉴定的困境———基于河南省首例走私古钱币案的反思司法鉴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同一、有无、真伪、情节、性质、因果、价值等诸多方面，而就古钱币的司法鉴定而言，其要解决的主要是真伪、性质（文物定级）与价值的问题。
本文无意探讨当前司法鉴定的共性问题，从古钱币司法鉴定的个性来看，基于前述案例集中反映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其主要面临三大困境：（一）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有欠规范设立欠规范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政出多门，不同口径设立。
根据1987年由“两高”联合发布且至今有效的司法解释———《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文物案件解释》）的规定，涉案文物鉴定由省级或者地市级文物主管部门组织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
依据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57条①所做的调整，在河南省除了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外，其他机构均不再享有从事涉案文物司法鉴定的资格。
在另一文物大省陕西，该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则系“承担陕西省涉案文物鉴定的唯一机构”，这也符合《文物案件解释》的规定。
在全国范围内，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常设或者非常设鉴定组织司职古钱币司法鉴定也是一种常态。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司法鉴定决定》）之后，情况则发生了一些变化。
该规定针对物证类司法鉴定实行的是登记管理制度，尽管其指称的“物证”被限定为文书、痕迹和微量物证三种类型，包括古钱币在内的文物类物证鉴定并不在名单之列，而且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也表示“将各行各业的技术部门全部纳入登记管理范围不现实也不可能，管不好也管不了”［3］（P5），但嗣后由司法部公布的《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范征求意见稿》已将文物纳入到司法鉴定执业分类之中，这也表明了其意图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机构设立的努力，而现实中也已经出现了依据《司法鉴定决定》及相关管理办法登记设立的文物类常设司法鉴定机构。
由于两类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依据不同，其就自身定位的表述常使人感到困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引报道宣称河南省内涉案文物鉴定一律由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承担，而据《河南商报》报道河南珍宝艺术文物书画司法鉴定所则属于省内唯一一家文物艺术品司法鉴定机构，这显然难逃相互矛盾之嫌。
所以，在本案中就出现了一幕颇具戏剧性的鉴定机构照面：一方是名列《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陕西省）》之中，经陕西省司法厅批准登记设立的陕西文化艺术品司法鉴定中心，另一方则是名列河南省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之外，依据《文物案件解释》由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组成的三人鉴定小组。
尽管双方存在设立依据、主管部门以及鉴定人是否具备司法鉴定执业证等诸多不同，但在同一案件中却都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出具了具有法定效力的鉴定意见。
（二）鉴定人缺乏从事古钱币司法鉴定的专业素质“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所以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其少见的。
”［5］（P23）在漫长的岁月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海量的古钱币。
以改革开放以来较早出版的古钱币图谱———1992年华光普编《中国古钱目录》为例，该书收录古钱币3000余拓，到2008年华氏主编的《中国古钱大集》已增加到四卷本7000余拓，而作为国家“八·五”社科重点项目的《中国钱币大辞典》，更是收录辞条2万余条、实物图片资料数万幅，到目前古钱币部分尚未出齐。
近年来，随着古钱币收藏的持续升温，各类全集式、断代式或者分类式古钱币图录更是不断涌现。
因此，要想全面掌握中国古钱币知识显非易事。
在本案中，鉴定人将燕明刀鉴定为赵国铸币，而燕明刀与赵直刀作为俗称的“大纲钱”无论外形和文字都有很大区别，这显然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由此可见，本案第一轮司法鉴定的鉴定人并不熟悉古钱币，换句话说就是缺乏鉴定涉案古钱币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再举一例，成都某汉墓曾出土“货泉”，竟被专家断定为“目前在我国考古界也属罕见”②。
试想如果涉案古钱币系该货泉，且由该专家担纲鉴定一职，当事人岂不是背上走私珍贵文物的罪名？代表中国文物鉴定最高水平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设有货币组，并由来自中国钱币学会等单位的业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成员，而河南省是全国文物大省，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也不乏钱币专家，本案如由熟谙古钱币的人士担任鉴定人，至少不会出现“明刀系赵国货币”的常识性误判。
所以在古钱币司法鉴定中，非科班出身的鉴定人，或是专注于理论研究、只接触考古出土实物、不了解市场行情的科班出身的鉴定人，均不敢奢望其能公正、准确地出具鉴定意见［6］。
此外，“钱币鉴定主要是在经验总结基础上的实际操作”。
目前古钱币司法鉴定主要还是通过上手看、闻、听、摸的传统眼学方式来进行，鉴定人通常并不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辅助鉴定活动，而是在经验基础上出具鉴定意见，这与司法实践中更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鉴定体液、毛发、血型、弹道、化学成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传统眼学鉴定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所依据的经验有可能是不可靠的或者是过时的。
随着有关古钱币的著述日丰，很多鉴定经验被以文字形式流布社会，而坊间作伪者也纷纷跟进，不断提高制假水平，赝品几可乱真，令人防不胜防。
在收藏市场中，“走眼”很正常，这也是历代收藏的一种乐趣。
但是对待严肃的司法鉴定，鉴定人如果不接触、不学习、不掌握现代科技知识，①②该条规定：（第一款）省文物行政部门设立的由专家组成的文物鉴定委员会，负责文物鉴定工作，其鉴定结论作为文物保护管理的依据。
（第二款）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依法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对涉案文物进行鉴定。
货泉确有相对少见的种类，比如“方贝”，但余者除专业藏家所认可的较稀少的细微版别外，均为普通版别。
该新闻中专家并未描述此货泉与它货泉的区别，而是将货泉与五铢并列，说明很稀少，实谬矣。
参见：《成都古墓惊现稀世文物“货泉”出土》，据《扬子晚报》2007年8月16日报道。
仍旧倚赖于传统鉴定经验，则可能导致出具的鉴定意见有较大偏差而严重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
（三）据以对涉案古钱币进行定级的标准较为模糊文化部依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于2001年4月9日颁布并施行了《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以下简称《定级标准》），就何为珍贵文物与普通文物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加以规范。
但是，《定级标准》过于笼统、模糊，用语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何谓“一、二、三级文物”只使用“特别重要价值”“重要价值”和“比较重要价值”来加以区分。
该规章附有“一级文物定级标准举例”，明确“在中国钱币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历代钱币、钱范和钞版”可定为一级文物，而二、三级文物据此类推，则分别可将“特别重要”替换为“重要”和“比较重要”即可。
但是读了这样的规定，让人感觉还是一头雾水，因为赖以作为定级依据的是含义较宽泛的形容词，鉴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能就有不同的理解。
从蒋某某案来看，被鉴定为三级文物的乾元重宝有很多种类，如何划分其中的珍贵文物与普通文物，显然依据前述标准是很难得出准确结论的。
鉴定人评定为三级文物的依据是“品相、大小、稀有程度”，而这一评定依据与鉴定对象是否在中国钱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否具有重要价值并无必然联系。
三国蜀国的“直一”尺寸很小，其稀有程度却远超大它十倍不止的乾元重宝折十钱，这又如何理解呢？显然，标准的模糊性对于案件性质的认定以及法律责任的划分往往具有致命的消极影响。
三、破解古钱币司法鉴定困境的路径选择古钱币因存量巨大，加之投入相对较少、入行门槛较低、占用空间不大，在民间收藏中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