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承——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
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从文化传播的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传播到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中，要为该民族或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并得到发展，都必须与其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坚持自身基本思想和根本性质的前提下，采取该民族或地区人民所认同的方式，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
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
它虽然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的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容纳了人类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容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首要条件。
第二，从文化传播的一般流向规律来看，文化传播的流向，一般是遵循着由“高”至“低”的方向发生传播与影响。
由于各民族、各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发展程度有高有低，在同一时期所达到的阶段也不尽相同，这种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并规定了文化传播的一般流向。
相对而言，发达文化对不发达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尽管形成于19世纪，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文明，相对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无论在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历史哲学、价值系统以及在其他领域，都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反映了19世纪人文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一种优势文化，是一种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正值19、20世纪之交。
而此时的中国，从社会发展上看，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而代表着中国文化最高思想水准的儒家文化，因为无法为中国迎接现实的挑战提供出路和指导，处于整体衰落时期，无论如何是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拟、相抗衡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异质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系统具有潜在的必然性。
第三，根据功能文化学派的观点，文化的发生是适应于人类的某些“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作为整体系统的文化如此，其中某一要素亦是如此。
而人类的“类”的属性，决定了其需求必然会表现出某种“相似性”。
因此，各民族文化，虽各有源头，各成系统，但却可以表现出某种“相容性”。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才成为可能。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虽为不同的文化系统，有其各自的“民族性”与“个性”，但均为适应人类生存需求和其他需求而发生发展的，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性”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一些思想要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或思想有相通之处是不足为奇的。
从发生认识论角度看，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若在“结构”或“要素”上有相似之处，有助于主体对客体的积极认同或接受，实现主体与客体间的“共鸣”（融合）。
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历史可比条件下人类思想必然会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共同性。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如在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过程中，尽管回答的方式和结论具有民族的特征，但其中包含着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往往超过了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义。
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容或相通的方面。
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其著作从文字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欧洲民族的烙印。
要使具有明显欧洲风格和欧洲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并自觉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民族形式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
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
”恩格斯这一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其基本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针对某一国的学说，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付诸实践，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其指导意义，显示出其真理的价值。
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普遍性的真理被具体化，而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优秀文化又被马克思主义化，融汇成既体现普遍性又包含特殊性的新型理论，这种理论必然会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
同时，不同时代的社会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不同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以及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又使马克思主义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同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相结合。
前一个结合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后一个结合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明显地带有西方文明的痕迹，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主要依据西方的实际。
要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的实际斗争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赋予这些原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通过民族性显示其科学性，通过理论创新来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告诫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