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系列课程之第一课——礼学的基本知识礼学系列课程之第一课——礼学的基本知识作者：殘石散人（李冠云）整理人：姚近复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廿一日壬午耶稣2015年11月2日全国高校国学联盟诸君：受邀于今日与诸兄共同学习礼学，前几日也曾说过，本群在诸君未来之前，已经说过不少礼学内容了，但现在只有再次重新开始。
今天，我们涉及三个内容：什么是“礼学”？从古至今为什么这么多人穷首皓经研究礼学？以及礼学的大体历史传承。
——抛砖引玉，与诸君商榷。
礼者，履也，体也。
实践谓之履，即人生行为之法则；立本谓之体，乃民族、国家、人群之秩序。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一种寓教于“美”的文明教化方法，是华夏文明所特有之人文内涵与形式。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她蕴含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政治于其间，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几乎所有面向。
中华文明之渊薮，一切莫不由是而发端。
儒家提倡道德礼治，反对专任刑罚，儒家所有的重要理念均是通过“礼”来体现。
这个问题在儒学元典里面随处可见。
那么，礼是什么？《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如前所说，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她蕴含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政治于其间，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几乎所有面向。
中华文明之渊薮，一切莫不由是而发端。
礼，在中国文化里面，非但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更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规范准则、伦理准则。
《礼记•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辨讼，非礼不决。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此之谓也。
孔子删订六经，其中之一就是《春秋》。
是书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著名、尤其重要。
后世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俱”是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最后写了一篇《太史公自序》，其间，有关于孔子为何作《春秋》之讨论，有兴趣者可以查阅。
太史公认为：孔子作《春秋》，本意在于以史为鉴、防微杜渐。
春秋之际，礼崩乐坏。
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兄长、儿子杀母亲，天下大乱，率兽食人。
孔子正是把这种现象这种悲剧记录下来，警惕后世。
而《春秋》这本书，体例与众不同，相信这里面接触过此书的不在少数，《春秋》记事极其简单，有的就是寥寥几个字、且述而不论。
给后人留下无限空间。
这就是著名的“春秋笔法”，文辞隐约、褒贬深寓，一字而不可更易。
——当然，也有相反意见者，就是那位著名的王介甫王安石，他说《春秋》“断烂朝报”、毫无价值。
唐昌黎先生韩退之，解释孔子作春秋时说，实则是孔子以“礼”，来“严夷夏之防”。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认为孔子的夷夏之防之说，就是在于“礼”，无论是以夏变夷还是以夷变夏，这是关乎到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与退化的关系。
这就是孔子作春秋的根本立场之所在。
先秦礼乐大师荀卿曾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
礼乐制度正是为着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之间的三大关系而制定。
而在这“三本”之中，人，才是唯一的主导因素。
《礼记•曲礼》有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
”所以，“礼缘人情而作”，基于“人性”而制定。
尊重人性，这正是礼乐制度和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
——补充一句：在中国文化里面，“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代言词。
二者是相通的中国文化里的“礼”，绝不是单纯一个“礼貌”或“礼仪”所能解释的。
曾有人想将中国的“礼”介绍到西方去，但令所有译者苦恼的是，在西方语境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与中国“礼”对应的词汇：有将其译为etiqutte（礼节）者；有译作ceremony（礼仪）者；有译作ritesandreg －ulations（典礼，习俗、规则）者,有译作manner（仪节）者，有译作ritual（仪式）者，甚而有译作custom（风俗）者。
这都只译出了“礼”的部分义项，而未能全面准确表述“礼”的内涵与真谛。
一代儒宗钱宾四先生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
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
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
即使在无锡县，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
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
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
‘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
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
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礼”为中华文化所特有，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语义。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里说，“礼在《诗经》时代，已转化为人文的征表”，并且是“当时一切道德的依归”。
对于“礼”，著名礼学家钱玄在《三礼通论》中则以“上古文化史”概括之；有台湾学者如是总结：“礼学实际上是中国最古早的学术总成。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及中间所有的人事，都是礼学的范围。
”与西方相较，中国的“礼”涵盖了伦理、道德、风俗、规范、法律等多个面向，而西方语境下的单一对应项（counterpart），是无法全面准确地传达出“礼”的含义的。
其实西方所谓的‘文明’和‘秩序’、乃至于教育、司法、税赋、兵役、民政等等名目，在古代中国皆属于‘礼’的范畴。
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礼”，岂是磕头行礼、山呼万岁那么简单？“礼”岂是一个“礼教”就能轻易概括的？“礼”又岂是一句“打倒旧礼教”所能轻易否定的？钱宾四先生说得好：“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中国文化之心。
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及礼乐文明的道德内涵，正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是抟聚和维系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
这一点，尤其重要，不可不察“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是整个人类文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如前所说，《礼记•曲礼》句：“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可以说已总括了“礼”对社会治理、人伦关系的功用。
先秦诸子在人性论、宇宙论、治国方略、历史观上容或有大的差异，但他们对“礼”的尊奉、肯定，是几无二致的——尽管对“礼”的解读，他们会有千门万户的差异。
《孟子•离娄下》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庄子•天下》说“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这便肯定了“礼”在治国方略和伦理规范中的奠基作用。
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也如是总结“礼”的意义：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早于太史公的董仲舒也曾说：“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这些，不仅呼应了“礼者，天理之节文”的说法，也把“礼”作为教育科目正式揭橥出来。
东汉郑玄则说“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
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治社会。
礼，是古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和伦理规则，更是自天子以至庶人的一切行为标准和要求。
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儒学典籍蔚为大观，无一不阐释着这个文化内涵。
传统之礼，对于古人来说，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疗疾”良方。
礼是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准则。
其对人的作用，可以变化气质，涵养德行，提升境界。
要想期于天下之大同，就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教育成身心和谐的人，而这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密切相关。
诗经云：“周道如矢，其直如砥。
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将“礼”的实践主体赋予具有贵族、道德、知识等多重身份的“君子”，正是我国古典时代独特传统之精髓。
1983年，一代儒宗钱宾四先生在对来访的美国学者邓尔麟谈中西文化之区别时，钱先生说，中国文化说到底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礼”！礼，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准则，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礼者，敬而已矣。
”礼的精神、礼的核心要义，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敬”字，无敬则不成礼。
“诚于中，形于外”，内心诚敬，表现出来的一言一行就会恭敬。
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於道”。
《礼记•曲礼》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可资前人用意之所在。
孔颖达疏亦说“毋不敬者，人君行礼无有不敬，行五礼皆须敬也。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礼记•曲礼上》）传统之礼，无不以敬畏、恭敬、谦卑和“自卑而尊人”为前提和出发点的。
钱宾四先生说得好：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诸多原因之下，我们丢失了很多可以承载中华民族人文品格和精神气度的优良传统，而这其中尤以“礼”的丧失，最为触目惊心！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在中国文化里，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所以《礼记•哀公问》说“为政先礼，礼为政本”。
《左传》上内史过以礼为国干，荀子则说“国之命在礼”。
礼，是中国文化极端重要的一个内容，它不但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更使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持。
不仅如此，礼还是古代法律的重要支撑。
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古代法系的一大特点。
儒家思想支配了一切中国古代法典，这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色。
古人所谓“明刑弼教”，说的正是以法律制载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
所以，《礼记•仲尼燕居》上记载了孔子的说法“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在儒家看来，国之治乱，全系于礼之兴废。
礼有如此的社会实践的功能，足以维持儒家所期望的的社会秩序，而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以儒家极端重视礼，欲以礼为治世的工具。
所谓礼治，断不是说仅凭一些抽象的伦理上道德上的原理原则来治世之谓，这是我们所应该注意而深思的。
五四以来，反传统者多侈言“打倒旧礼教”，他们确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百年以降，他们却并未建立起一套新的人们普遍尊奉、圆融无碍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
反倒是在“旧礼教”、“旧礼法”仍然大量遗存的华人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北美侨界，我们仍能感受到中华文化中“礼”的浓重痕迹，它们与所谓“现代社会”也无缝融合，并未产生抵牾枘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