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4202208　[作者简介]张其学(1968-),男,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及其当代性张其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关键词]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后殖民主义[摘　要]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以下几点基本特征: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宏观背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主线、立足于“历史环境”的唯物史观分析、立足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来分析东方社会。

本文分析了这些特征并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性。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2826(2004)0320028206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其最初的理论关注点是西方社会。

19世纪50年代,当马克思完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后,便把研究视野转向东方社会,直至其晚年的《民族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对东方史前社会的考察。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持续了30多年,在此过程中,他剖析了东方社会的“三位一体”结构,阐释了东方社会的“停滞性”和“东方特有的形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揭露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社会实施的暴行,探讨了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道路,在改造资产阶级东方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东方社会理论。

本文试图较详尽地梳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性,以深化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

一、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宏观背景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思想。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宏观背景下,马克思考察了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

他认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差距日益地扩大了,那些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利用先进于其他落后民族的强有力的工业体系实施对落后民族的征服、掠夺和统治,东方社会也未能逃脱这一点,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命运。

比如,印度成为西方征服者的“猎获物”,农村公社死于西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印度社会由此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而中国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稳定性”和“顽固性”,并没有成为西方的完全的殖民地。

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着重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宏观背景下预测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的话,那么,马克思晚年更加侧重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

马克思设想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当时所处的世界历史背景,他发现俄国的农村公社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

在这一时代,俄国农村公社如果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一系列进化才取得的经济成就,那么公社就注定要灭亡。

如果俄国农村公社能够充分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等种种文明成果,它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P438)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

马克思还提出俄国革命反转影响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相互补充的思想。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1](P326)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东方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中来考虑,以东方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作为东方民族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实条件,说明了世界各民族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相互依存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马克思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宏观背景,坚决反对世界所有民族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他看到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受其侵蚀和影响的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东方社会,都出现了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危机形势,这种形势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在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之外来理解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他批判了俄国“民粹派”把俄国落后的村社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论,认为跨越资本主义本身恰恰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产物。

因为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没有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东方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跨越落后停滞的状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二、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主线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原来在一个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运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便跃出了民族的疆界,具有了世界性。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马克思正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主线,来探讨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以及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便越出民族的狭隘地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

[2]人类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

在古代乃至近代早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般都是在单个民族的地域内运动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

世界历史形成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现象。

马克思指出,对于某一国家来说,“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

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3](P115-116)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受到本国生产关系的影响,还受世界上的其他落后或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同样,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不仅受到本国现有生产力的作用,还受世界上先进生产力的冲击。

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整合出一个复杂的系统。

在此系统中,既有国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有国家之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既有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有落后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既有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有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系统中,某些较落后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往往会加速走向激化状态,从而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他在分析“印度公社”灭亡的原因时指出,“印度公社”灭亡与其说是不列颠的收税官和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自由贸易的结果。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产生了一种先进的新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通过殖民侵略引入了东方社会,使这种“外来”的新的生产力与东方社会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从而决定了东方原有社会基础的崩溃。

马克思从俄国与“现在世界的特殊联结方式”这个现实出发,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及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进而提出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同样贯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一主线。

在马克思看来,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在世界性的历史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与本身“保存下来”的公有制成分(生产关系)相结合也可以产生那种“类似的矛盾”,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也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尽管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但他无疑为我们正确理解历史上的某些落后国家“跨越”了某一社会发展阶段而走向更高级的发展程度,为我们探索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事实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立足于“历史环境”的唯物史观分析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历史环境观。

所谓“历史环境”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各种社会矛盾所构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的总和。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历史环境既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又可以分为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内部环境和外在环境(国际环境)。

我们通常笼统地把某个国家或民族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一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该国家或民族所处的国际关系等具体的历史条件作为构成历史环境的诸因素。

立足于一定的“历史环境”来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一大特色。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关注历史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影响。

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着亚细亚的、古代的、斯拉夫人的、日耳曼的等多种形式。

至于不同的社会选择什么形式,这“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

[4](P484)这些不同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后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展成为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从而使人类社会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以“历史环境”为基点来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是马克思的一贯作法。

19世纪70年代末期,马克思批判了“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无视“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持守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普适性的僵化观念。

到了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和前途的深入研究,使我们进一步领悟到这一分析方法的魅力。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有利的“历史环境”,俄国农村公社就不可能转变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换言之,撇开一定的“历史环境”,侈谈俄国农村公社如何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那只能是一种空想。

马克思指出:“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1](P450-451)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包括两个方面: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