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知识)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问题浅谈
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问题浅谈
壹、合同的解除和解除权行使的主体。
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当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壹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合同解除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壹)解除的合同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只有于依法成立且生效后,才存于解除。无效合同、可撤销的合同不存于合同的解除。
(二)合同解除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合同壹旦生效,即具有法律拘束力,非依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随意解除合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主要有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形式。
(三)合同的解除必须有解除行为。除当事人协议解除以外,当约定解除或是法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之后,合同且不自动解除。无论哪方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主张解除合同的壹方当事人,必须向对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
(四)合同解除使权利、义务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壹款规定:“当事人协商壹致,能够解除合同。”根据本条款的规定,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壹致的意思表示能够导致合同的解除,此种解除的情形称为协议解除。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能够约定壹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能够解除合同。”据此,当
事人也能够于合同中约定壹方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待条件成就时单方解除合同,这种约定解除的情形称为约定解除权。
约定解除权和解除权的行使,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俩个概念。约定解除权是指当事人双方于合同中约定,于合同成立以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由当事人壹方于出现某种情况后通过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当事人于订约时或其后约定的解除权条款为前提。合同订立后,壹方当事人根据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导致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属于解除权的行使。解除权能够于订立合同时约定,也能够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约定;能够约定壹方享有解除权,也能够约定双方均享有解除权。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也即解除权人不必再和对方协商,便可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根据原《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28条的规定,当出现了解除权行使的法定事由,当事人壹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且且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1986年4月12日法(经)发[1986]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出现下列情况之壹的,应当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壹)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且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二)订立承包合同依据的计划变更或者取消的;(三)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四)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五)因发包方或承包方不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六)承包人丧失承包能力的;(七)承包人进行
破坏性、掠夺性生产运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该条虽然没有明确指明出现如上法定情形时,由谁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但根据本条中“应当允许”的字样,谁允许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应当是法律;允许谁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显然是指合同当事人。
1994年4月1日起实施的《河北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了解除农业承包合同的法定条件;第25条规定了当事人壹方解除合同的程序,即除当事人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外,当事人壹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农业承包合同,须用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通知书应当注明对方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须于十五日内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认可。也就是说,当事人壹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因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对此,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5条进壹步明确做出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该法第61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运营自主权,或者强迫、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运营权流转等侵害土地承包运营权的行为,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于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规定逐步于完善,但有壹点是能够肯定的,无论是过去的法律,仍是现行的法律,将合同的解除权赋予了当事人,而未赋予人民法院或其他任何机构,这个原则是壹贯的。
应当注意的是因情势变更的情形而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所谓情势变更,是指于合同订立后,因发生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不能预见且且不能克服的情况,改变了订立合同时的基础,使合同的履行失去意义或者履行合同使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的情形。[3]有学者认为因情势变更要求解除合同的,不适用通知,而应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4]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情势变更制度虽然有利于贯彻公平原则,但于经济贸易中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情形是极少的,且如何划分正常的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较为困难,掌握不好,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有的法官也可能滥用这项权力,甚至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因此我国合同法未吸纳情势变更制度,而将此种情形归纳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之中,也属于法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之壹。当事人也应根据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或者双方协议变更或解除,而不应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先决条件。
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先决条件就是解除合同的条件之成就。解除合同的条件,分约定解除条件和法定解除条件俩种。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能够约定壹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能够解除合同。比如,当事人于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时,能够约定,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用电、用水及取暖。当出租人不能供应水、电、暖时,承租人便能够解除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的解除条件。概括起来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