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组织伦理之父——韦伯P88 (207/255)马克斯·韦伯(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
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 其中官僚组织模式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因此被称为“组织伦理之父”。
(其行政组组织理论正是产生于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
)同时,韦伯和泰勒、法约尔被认为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甚至有人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2,韦伯的权力理论P88 (276)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来自传统或世袭的传统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的超凡权力,根据法律与规定的法定权力。
在这三种纯粹形态的权力中,传统权力的效率较差,因为其领导人不是按能力来挑选的,仅是单纯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而行事。
超凡权力过于带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或神圣的启示,所以这两种权力都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理性和法律的权力(合法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谨慎的公正。
3,官僚制P89 (228)作为韦伯组织理论的基础,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
韦伯勾勒的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官僚制具有以下特征: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的结构是分层控制的体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成员有严格的资历限制和选用制度,并建立了奖惩与升迁制度;通过对成员的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提高工作效率。
官僚制的提出,为行政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目前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4,施耐德外交决策P90-93 (292)施耐德从决策的视角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对象主要是“黑箱子”内部的决策组织和决策者个人的决策行为。
由于研究内容涉及组织运作、官僚政治、认知心理等,被成为外交决策学的“大理论”。
施耐德认为,研究外交政策的过程与研究其结果同样重要,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就是外交决策学。
他指出,外交决策的研究主题仍是民族国家,其主要概念有作为行为者的国家、目标、手段和情势;外交政策行为是职权范围、沟通和信息,动机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施耐德用系统分析法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支柱:决策组织的形态和互动;决策者的心理状态。
这是这两个支柱内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决策的最终形成。
5,研究框架P93 (232)施耐德用系统分析法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支柱:决策组织的形态和互动;决策者的心理状态。
这是这两个支柱内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决策的最终形成。
施耐德的框架所涉及的变量很多,有国际体系、国家、组织、个人、历史、文化、价值观等,并应用了社会学、组织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不过,由于变量过多,因此,把握主题之间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实际应用于具体外交决策案例时让人无从下手。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施耐德的理论被成为“大理论”。
6,官僚政治模式P93-P96 (245/301)官僚政治模式集中于官僚体制互动关系的研究,重点分析国家的官僚政治体系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是研究外交决策的模式之一。
它和“组织过程模式”被统称为“组织官僚政治模式”。
(“组织官僚政治模式”又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的中层理论。
埃里森的《决策基要》是组织官僚政治模式的经典之作。
)由于外交决策常常是各个相互竞争的官僚组织乃至个人利益之间妥协的产物,从来都不是以单一、抽象的国家利益为动机的,也可能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因此,官僚政治模式还是存在它的局限性的,不能保证决策是国家利益的体现。
同时,因为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过程模式在分析对象上存在同一性,在分析内容上存在交叉性,因此,一些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研究。
7,组织过程模式P93-P96 (227)组织过程模式集中于决策组织运作过程的研究,是研究外交决策策的模式之一。
它和“组织过程模式”被统称为“组织官僚政治模式”。
在组织过程模式中,决策是按照其标准的运作程序完成的。
输入外交决策系统的信息被分解为不同的门类,在不同的层次上由专门组织进行加工整理,这个在加工整理过程是按照预置的决策程序运行的。
由于标准运作程序可能是有逻辑和明确的,所以谁也无法保证它所产生的外交决策是国家利益的体现。
另外,“控制论”和“系统论”常被引入外交政策复杂的组织系统研究中。
8,团体迷思P98-P102 (283/324)团体迷思是由詹姆斯提出来,用以说明小团体决策的功能性缺陷。
外交决策环境高压力、高风险、不明确和不确定使团体成员产生恐惧感,恐惧感迫使他们寻求来自于小团体的情感支持或团体的凝聚力。
但这种凝聚力是不健康、病态的。
凝聚力所形成的群体压力和群体规范最终使小团体的决策脱离实际、违反道德标准或者造成不良结果。
这就是所谓的“团体迷思”。
在团体迷思的情况下,维护团队精神或寻求团体情感支持的目的取代了团队建立的初衷——解决问题,导致组织的判断和鉴别标准发生变化或者降低,出现违心共识。
其中,“团体极化”是团体迷思的一个典型代表。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团体迷思都会导致小团体决策的失败。
(另外,詹姆斯的团体迷思模型包括八个诱发前提条件、八个表现方式及七项后果和影响。
)9,团体极化P101-P102 (247)从个体到团体决策的取向升级现象被某些学者统称为“选择偏移”,亦称“团体极化”,被用来描述团体中个人的初始状态会被集体讨论所强化,形成极端的看法,即团体中个体的、最初的、平均的立场会随着分享和讨论变得极端了。
团体极化包括决策困境下的冒险偏移和谨慎偏移两种现象。
在冒险偏移的情况下,团队精神的夸大和团队更具承受压力的能力会使集体作出超乎寻常的冒险选择,而他们作为个体思考时是不会这样做的;在谨慎偏移的情况下,团队决策会比相同情况下的个人决策更谨慎。
团体极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团体决策的功能性缺陷。
10,谨慎偏移P102 (198)谨慎偏移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某些选择困境下的个人决策通常会比较谨慎,而相同情况下的团队决策会更谨慎。
这是由于“外在环境的高压力、高风险、不明确和不确定使团体成员在讨论时产生害怕被所属团体嘲笑和抛弃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迫使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更愿意偏向谨慎的决策”造成的。
谨慎偏移是团队极化的一种现象。
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团队作出更谨慎更周全的考虑和决策,但又会导致团队成员过于拘束,错失良机。
11,标准运作程序P110-P111(224)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标准运作程序能够形指令传递的链条,即政策命令制定、传递、执行和反馈的程序。
其中组织是按照“标准运作程度”来日常运作的。
在标准运作程序下,输入决策系统的信息被分解为不同的门类,在不同的层次上由专门组织按照预置的决策程序进行加工整理。
由于标准运作程序可能是有逻辑和明确的,所以谁也无法保证它所产生的决策是整体利益的体现。
因此,领导人应认真研究决策单位的组织结构,建立更合理适应的标准运作程序来制定和执行政策,避免被组织的缺陷和错误引向失误。
12,利益相关者P113 (236)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个人和团体。
这些人的角色、专长、政治权力使他们有能力为实现利益去影响官场博弈的结果。
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意思是“屁股决定脑袋”,即决策的参与者所属的部门差别决定他们在谈判中的立场取向;而常设跨部门决策组织也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团队文化,强调团队合作,并力图将这种合作长期化。
因此,决策的实质是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力量和利益的博弈过程,最终决策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决策的客观性和反映国家的利益。
13,行动渠道P115 (190)行动渠道,简单来说,就是做事、采取行动的方法和途径——去什么地方、见谁、做什么、怎么做等。
比如,要申请一笔经费,就要知道填写哪个表格、找哪个人签字,去什么部门审批,最后到什么地方去领款。
真正有效的行动渠道会告诉我们怎样避免签字人找个理由拒绝签字,或者审批部门之间相互推诿。
因此,熟悉行动渠道有助于提高效率,让自己的工作变得卓有成效。
而这对于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危机时的决策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章1,认知心理学P123 P124认知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心理学思潮和研究领域。
从广义上而言,认知心理学是以人的一切认知或认知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言语等的研究。
20世纪中期,以施耐德的《决策:研究国际政治的一种方法》、詹姆斯·罗斯诺的《外交政策的预理论与理论》和斯普洛特夫妇的《在国际政治背景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三个作品的问世为标志,认知心理学在外交决策分析中的运用日益普遍,并成为外交决策微观层级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
(216)认知心理学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发展形成的心理学的新研究方法,是以人类的认识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他研究人怎样得到信息,这些信息怎样转化为知识和记忆,进而指导行动。
又被成为信息加工心理学。
其基本原理是:人不是被动的刺激物接受者,认识来源于人脑中积极的、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
这个加工过程就是认知过程。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的心理过程涵盖了知觉、记忆、思维、推理、概念形成和问题解决等。
认得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收、编码,储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
(236)2,操作码P129 (187)操作码是指计算机技术中的“行为准则”,即告诉计算机完成什么运算任务的指令。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也来源于发自内心深处的,为了达到特定目的的指令,也适用“操作码”这个概念。
但为了适应社会科学研究的习惯,汉语将其翻译为“行为准则”。
美国学者雷茨最早借用这个概念对领导人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
从此,行为准则即操作码常被认知心理学派用于分析个人的思维和心理环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3,意象P136-P140(254)意象指的是行为体对于自身以及对于其他行为体和周遭环境的看法,是认知者处理信息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认知主体的主观认识;一旦形成便具有一贯性和稳定性;意象的产生受认知主体的自身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历史经验等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意象深刻影响着决策者对于信息的处理和解读,影响决策者对于他国意图以及行动所代表的意义的推测,从而成为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客观准确的意象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