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成长”三部曲
姚文元一生口诛笔伐，害人甚多。

但害人害到“点子”上，又名利双收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靠批胡风而崭露头角，第二次是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第三次是靠批《海瑞罢官》而步入政界。

因为这三次都是他人生的“光辉”点，具有代表性，故而笔者称它为“三步曲”。

第一步：批胡风崭露头角
胡风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人。

姚文元也是胡风的崇拜者。

他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热情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

但这本书还没出版时，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

姚文元吃惊不小，继而又暗自庆幸：多亏书稿还没有送出版社。

为了紧跟形势，标榜自己，他马上“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

在文中，姚文元恶毒攻击胡风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胡风先生已经站到
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污蔑党的立场上去了……”之后，他又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就这样，姚文元由于批胡风而靠上了张春桥这棵歪脖子树；张春桥也利用姚文元这根带刺的“棍子”达到打击他人的目的。

他们狼狈为奸，成了一丘之貉。

第二步，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
20世纪5 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之风，总是一阵按一阵地刮个不停。

1955年“反胡风”的斗争刚过，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斗争。

这种政治气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在姚文元成为“新星”前有一个插曲。

那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

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能事，可谓是“锋芒毕露”。

如果说，仅仅凭一篇稍有良知的人都鄙视的批判文章，姚文元是“红”不起来的。

但是，连姚文元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联想到不久前看过姚雪垠1956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当时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好像“别人独醉他独醒”似的)，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氏。

1957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提到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

……”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一时
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

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理说，姚文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赞扬，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会议。

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

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
以前的姚文元尽管是“棍棒”英雄，但在上海的政界和文艺界的名流中，仍然是无名鼠辈。

然而，在短短的一个来月时间里，毛泽东两次表扬了他，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由于有了“经验”，由于有了“资本”，姚文元更是使出浑身解数，观察风吹草动，捕捉政治灵感。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大帷幕。

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

6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

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第三步，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政治上的得势，使姚文元的灵魂和人性都扭曲了。

他想，自己是靠“棍棒”起家的，那么，就应该把“棒威”发扬光大。

于是，他抡起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谁都打，而且是越打越起劲：他打当代名流，如流沙河、徐懋功等。

他打文坛老将，如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

打完了今人，他还不过瘾，还不解恨，还要向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打去。

海瑞，就是他棒打的重点对象。

1965年11月10日，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的长篇文章。

《海瑞罢官》是时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所作。

其写作的动机是缘于毛泽东1959年4月4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海瑞的故事。

毛泽东的目的是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忠诚而又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恳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

此剧本发表和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

毛泽东当时亦称赞过。

但江青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硬说《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攻击人民公社的戏，是大毒草。

为了借此搞垮北京市委(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彭真)，攻击那些对党忠诚，但对江青等人的行为不满的党的领导人，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原本是“整人专家”，又见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

他决心攀附江青这棵大树，因而闭门数月，绞尽脑汁，调动他父
亲和所有的关系，查找明史中有关海瑞的资料，然后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极尽诬陷之能事，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此文在《文汇报》刊出后，凡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指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狗屁不通，都为吴晗而鸣不平，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不绝于耳。

但江青、张春桥之流他们高兴。

他们从中看清了哪些人是和他们不一条心的。

这些人日后便成了“四人帮”批斗攻击的对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

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是副组长。

姚文元入伙后，便和江青、张春桥结成了“三人帮”，至于王洪文后来加盟而成为“四人帮”，那是一年后的事。

姚文元成为“京官”后，继续发挥他“秃笔”的特长，深得林彪、江青的赏识。

林彪在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

他说：“对《海瑞罢官》等大工业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一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江青也在多种场合称赞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由于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
上平步青云。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70年8月，又取代陈伯达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

姚文元，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的“英雄”，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

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为阶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