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大众文化》第二章“消费的快乐”阅读笔记——理想大众观念下的消费观简论作为较早将约翰·菲斯克文化研究思想介绍到国内的学者，陶东风有一段这样较为精辟的概括：“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因此，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的确，在一个被Lady Gaga(被称为后麦当娜)、新媒体（微博，微信）、广告时装充斥的社会，传统的学院派文化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很好的胜任分析工作，在约翰·菲斯克的《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研究和批评的界限被无限放大和细化，作者用显微镜一般的视角观察、审视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并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政治经济分析综合运用，不仅仅简单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还解读了其中含有的文化生产、消费以及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关联。

在《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购物广场、海滩、电子游戏、麦当娜…这些常见的事物都成了菲斯克笔下的大众文化符号，菲斯克认为，大众在日益复杂化的符号战场上组织、规避、对抗社会霸权，从而获得快感和意义。

在菲斯克的理论构建中，大众不像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那样受到压制乃至无力反抗，相反，他的理想大众是能动的、创造的和抵抗着的，这是理解《解读大众文化》的第一步。

同时，菲斯克在第一章对大众文化也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他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他将大众文化视为“有啥用啥的”(the art of making do)（P18，由于原文翻译的不是很好，这句是我自己翻译的）的艺术，大众文化是在大众与社会较为强势的一方主动或者消极“对抗”时产生的一种潜意识文化。

带着这样的前提，前往第二章的阅读，菲斯克将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理论带入到购物广场中，赋予日常生活形态陌生感，让读者重新审视、思考这一再普通不过的行为。

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是一个竞技场，一个踏进其中的人或有意识或无意识之中，都在被场域中的位置、设置、策略影响着，与对立方展开斗争。

菲斯克将购物广场类比为一种神圣的战争场域，于是简单的购物充满了阶级意识的火药味：相对弱者（大众）在“游击战场一般的购物广场”中颠覆、对抗着强者（资本持有者），因为菲斯克认为“文化(及其意义和快乐)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持续演进，因而它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它主要涉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权力的分配及可能的再分配”，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这种购物战争似乎也算不上是过度阐释。

在一个给定场域内分析既定行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是许多后现代理论家诸如大卫哈维和布尔迪厄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也是自列斐伏尔、福柯以来的空间转向传统。

可以说在第二章菲斯克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空间批评的影子。

于是，很多场景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

失业人员、收入低的年轻人也涌入宣称“人人平等”的购物场所，在里面长时间的逗留，也许什么都不买，只是window shopping，这种对资本恶作剧似的冒犯开始弥漫在空间的各个角落。

这在公共购物场所（如超市）产生之前似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最初由于力量相差悬殊，强者的策略是吸引一定有经济能力的和一定可以消费的对象，正如书中所说，生产商一开始对大众就抱有一定的“敌意”，“他们将新产品的失败率设定为80%”，可是事实是，商场中不乏来这里“捣乱”的散步者、玩乐者。

即使如此，生产商也无法保证这些捣乱的人可以为自己的盈利贡献出多少，于是只能最大范围的鼓励所有人参与，甚至为了创造一种便捷，在商场中开辟浪费空间和资本的休息区。

菲斯克就这样得出了他的论点：“生产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消费带有资产阶级性，但是后者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完全重压”。

所以，购物的大众在商场吃喝玩乐时，无意中印发了一场战争，获得了一种“胜利”，虽然他们无法颠覆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体系，但是他们却使得资本主义开始迎合和屈从。

文中的一个例子将这种关系的反转表达的很形象，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会花几个小时试穿各种鞋子，但无论如何第二天总是会将鞋子退回去，菲斯克认为这是大众除了无意识中获得胜利和快乐之外，一种更有策略的对资本的攻击。

问题在于，大众无论怎么无意或者有意扭转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资本强者还是牢牢的控制着他们，强者们用商品符号来模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企图用符号提醒他们代表着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诉求，从而对弱者实行压制。

符号社会似乎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的容易，比如仅通过外表就可以识别出这个人社会地位。

拿运动品牌举例，虽然大部分在校学生没有经济能力，但是透过他们的穿着便可以得出一些较为浅显的认识，运动品牌就是一种明显的指示器。

新型运动产品创造出来的情怀价值和不同符号概念会在营销策略上先进一步，从而吸引到大批中间消费者。

菲斯克在文中也铺陈了很多类似的例子，相对于精打细算的节约，伦敦贫民更注重花钱证明自己的自尊，男人通过汽车展现自己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物品的“展示价值”大于实用价值，因为这是佯装自己为中产阶级的方式。

所以菲斯克得出了消费社会的结论，“所有的社会都是消费社会，因为所有的社会都因其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实用性的文化意义而重视商品”，并在这里解构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论断，因为虚假的文化价值已经代替了商品的实用价值。

菲斯克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因为根据波德里亚（1981）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终极作用便是混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从而将人无形的控制在其意识形态中。

同样的，许多理论家都积极的参与符号概念的构建，因为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中，符号似乎已经代替了社会支配秩序，和上文提到的符号的沟通作用不同，符号最有力的作用体现在支配权力上，且这种支配是无形的、潜意识的，“它已经是一种不言自明、普遍有效的东西”（布尔迪厄）。

菲斯克虽然指出了这种担忧，但并不认为大众就会被种种符号支配，因为在设置理想大众概念时，他就已经把大众界定为“能动的和反抗的”了。

“与它们对抗、向它们发起挑战、规避它们的控制、利用它们的弱点、对它们搞恶作剧、使它们对抗它们自身及其生产者”，菲斯克在这一连串对大众的提议和对妇女在消费领域的绝妙策略的赞美中都体现出其乐观的倾向。

接下来菲斯克将目光转向商场的设计构造，他认为这是“社会关系的空间隐喻”。

中等和上等的商店设计具有更多个人主义含义的排他性，“个人差异的重要性随着我们乘电梯沿着阶级结构上升而增加”。

以群光商场门口的广告牌为例，若仅从实用角度和空间利用率方面看其广告牌设置不是效益最大化的，商场外壁虽然有巨大的空间，但只填充了四块长宽均大于五米的大型广告牌，其中这些广告牌都是Coach或者Swarovski等奢侈品巨头投放的。

菲斯克在文中这样说道，“他们的橱窗里物品更少，标志了可大批量获得的对立面”，所以说，仅从外观来看，群光商场便代表了中高层消费水平，一开始就为其消费者提供了身份认同（为了“排斥”普通消费者）。

超市里随处可见的Flyer上张贴满了各种减价物品，蔬菜、水果的价格会将宣传单全部塞满，这种薄利多销的产品是无法支付大型广告牌的。

以Lancome(中高端化妆品)为例，一瓶标价为1080元的“小黑瓶”，制作成本64.8元，广告和推广费334.8元，正是这种厚利也多销的产品才可能也愿意支付高昂的推广费用。

菲斯克“用戏剧术语来说，这是为明星照明和为合唱队照明之间的差异”，中高层和普通消费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显著。

那么“民主化”的商场呢？“有吸引每个人的低价物的商品，比如报刊零售店和药房”，菲斯克这样说，“往往没有窗户，但正面却敞开着，因而它们的领地和公共场所之间的界限是相互渗透的”，这种空间设计使得公共——民主之间的区别最小化，所以可以吸引来最广泛的大众。

以大型连锁超市家乐福为例。

汪民安在他的《家乐福：语法、物品以及娱乐的经济学》一文中，对家乐福超市的空间设计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家乐福超市在整体的设计理念上是倾向于“平等主义”的，“这些殊异的商品类型是并置的，在结构上是彼此无关的，在等级上是不分高低的，在空间上是互不关联的，商场不设置一个封闭的强制性通道：它到处有缺口、破绽、缝隙，到处有捷径和通途，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成为中心和非中心，都可以被通过也可以被绕开，都可以被检阅也可以被忽视”。

除了整体设计，平淡的标签和枯燥的沉默构成了家乐福的物品语义。

货品将货架充满甚至淹没，似乎物品本身堆砌起自己，在这样单调却和谐的环境中，消费者的活动就是从一个物的巨型方阵走向另外一个。

所以家乐福的美学就是物品，物品是赤裸的直接的，是内容也是形式。

家乐福就这样消解了背景所代表的阶级意识，在潜意识中向消费者传达出“平等”。

圉于经济实力的悬殊，精明的生产者在探索大众消费心理领域上领先了许多，他们已经认识到“基于经济的阶级认同几乎不具有可以协商的范围，而基于风格的认同不仅更具变通性，而且在消费者的建构中提供了更大的控制力”，生产者已经认识到构建自身文化的必要性。

在“后现代社会”，为构建一套支配性的符号系统和信息地图，不论是空间设计还是企业文化，生产者都在在朝更深入的方向秘密进攻。

面对思想意识超前的生产者，消费大众就像走进许许多多精心构造的迷宫。

所以，认为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文化是有坚定的基础的。

无论是消费还是影视文化，都是“民主”掩饰下受商品逻辑操纵、为资本控制、异化或物化的虚假意识形态的产物。

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认定为丧失自我意识、缺乏主动性、被强制接受文化产品的一群人，的确，在城市化、工业化的链条上，大众社会日益呈现出“原子化”的特征，大众之间的关系像化学物品一样。

然而菲斯克对大众与大众文化抱有积极的希望。

在他看来，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是充满抵抗精神、积极、主动的大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包含大量性质各异的团体，因之而具有各种类型的亚文化。

大众在消费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能进行富含文化意义、权力运作的抵抗，大众尽管是“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但他们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通过“与权力集团的对抗性关系”形成某种“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

虽然菲斯克可能过于夸大大众文化地位，但是摘下精英主义眼镜，对大众文化进行另外一番审视也会有利于大众文化研究朝更全面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至此，我的阅读笔记告一段落。

在开始阅读时，因为翻译过于晦涩，很多内容我都无法理解，在选择性的跳过这些段落进入到第二章时，结合之前自己学过的理论知识，我开始逐步领会到作者的意图。

所以在阅读时，我经常跳出来用书中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消费现象，比如运动品牌，群光商场，以及家乐福，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消费文化在经过一番分析后，由原本的“物”属性走向“文化”属性。

从整体上来说，我可以接受菲斯克对消费文化的阐释，说理性较强，辅有自己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如果不是翻译原因应该会很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