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古代的职官管理制度
篇一：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中的“官德”
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中的“官德”
来源：光明日报20xx.02.28学术专稿：西安理工大学法律系张晓玲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古代的考课制度，又称为考绩、考功，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并评定优劣等级的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
《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
《周礼》云：“以
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
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
”“廉善”、“廉敬”、“廉正”是针对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辩”则是针对能力的考察。
而《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故六项标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为首。
《周礼》“六廉”标准的部分内容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1-
西周春秋就已出现。
西周时就以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为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实行三年大比制度。
秦朝崇尚法治，在国家治理上强调“垂法而治”。
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官吏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其中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当时十分重视对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道德品行的考察。
汉承秦制，虽有发展仍一脉相承，考察官吏亦不出品行、能力两方面。
汉代官吏选拔与考课不分，考选合一，许多选拔官吏的标准亦即考核晋升官吏的标准。
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
禄四行”。
由此可见，德被置于选官考察的首位。
唐代的考课已经制度化、法律化，其官吏系统考评体制之完善居历代之首。
唐朝统治者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因此在考课制度中贯彻以德为本的思想。
唐朝制定的考课法规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
《旧唐书〃职官二》有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
”这是对流内官吏考课的法定标准，“四善”专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2-
责规定的具体能力标准。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课制度上均有变化，但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上大体沿袭唐代旧制，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课法，其中有关品德标准的“四善”完全照搬唐代“四善”的内容。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虽厉行重典治世，但也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合治观，曾于洪武六年“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清代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与明制同，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依然是主要标准。
-3-
篇二：中国古代职官制度与选举制度
我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如何逐步加强
在说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候，总是免不了让人想到它们的专制政治，想到皇帝的独裁。
但是事实上，中国封建制度是否真的从头到尾都是如此不堪，是否封建社会所有的制度都让人诟病？我在《中国古代职官制度与和选举制度》这门课上以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里，通过对于中国各代中央政府组织，特别是君权和相权的关系上的学习，才发现，其实我们以前观念意识里所认为的中央集权、皇帝专权，并不是封建社会一开始就所特有的，而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其实中国也是很早就奉行“三权分立”的制度的，皇权、相权、监察权，虽然不曾把立法、司法和监察权力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也是考虑到权力间制衡的，即使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到最后的清朝，皇权实际上也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独大，也是有所忌惮地。
例如在汉朝的时候，实际上皇帝和政府是分开来的，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政府的首领实际上是宰相，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
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
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他是副丞相。
这实际上就看出，在当时，皇帝根本就无可能专权，每一件事情都有专门的官员去做，大家分工明确，中央政府由宰相统领，而地方政府绝不是完全依附于中央，听命于皇帝。
这种方式的“三权分立”，就已经避免了皇帝集权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相权的限制，收到了这种封建制度的限制。
到了唐代的时候，对于宰相的权力做了很大限制。
他改变了汉代原来的领袖制的政府统领模式，而改为了委员制，设置了三省六部制一台，这一方面等于是分散了相权，将原有的权力分给更多的部门，更多的人，彼此之间是一种制约，就无法形成完全的统治优势，而御史台作为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不属于三省，就等于监察权脱离了相权而独立存在，从某种程度也是变相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但是，这是的皇帝也并非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因为皇帝在某种程度上，依然要受到三省的限制，例如皇帝封官，是要经过中书省、门下省，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合制度。
所以皇帝实际上，对于各项政令，只有同意权，却没有决定权，皇权在此时依然没有显示出绝对的强大和优势。
在地方上，唐朝设立了御史官即监察使，其逐渐演变成地方长官的最高一级，对于地方是有全权支配权，这就是节度使。
从后来的安史之乱，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对于当时的地方政权的控制其实并不是很强，否则藩镇势力不会如此强大。
中央集权在当时都无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