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前言：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后期产生的社团组织具有进步意义，通过招募私人成员自愿组成。

在一定程度上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协会里，后来社会的政治规范贯彻实施。

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原本以文学和艺术批评为特征的公共领域逐渐政治化了。

直到19世纪中叶，舆论报刊繁荣、对抗官方检查制度。

检查制度的实际功效，仅仅在于把文学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投入政治漩涡之中。

（1848欧洲反对君主政体的一系列共和派的叛乱。

1848年1月革命运动首先在西西里岛掀起，然后扩展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诸国，以及奥地利帝国。

法国的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二共和，确定了普选权。

在中欧，则出现自由政治改革和民族统一之类的运动。

然而，军队仍忠于王室，君主不久即重建其政权，废除大部分承诺的改革。

叛乱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自由主义者自此觉醒。

）1848年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早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已经开始转型。

19世纪英国的大众自由主义，对阶级的形成过程、城市化过程、文化动员过程进行研究，文学公共领域由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操纵的领域转型。

传统民众文化中，激进知识界的影响，独特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新政治文化：平民公共领域以资产阶级为参照，但是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称。

增加了解放潜能。

（只是不具备资产阶级社会公共领域的前提）民众被资产阶级、贵族排除在外，来衬托他们的背景。

所以民众才是构成代表性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

（辩证关系）18实际，当资产阶级私人转变为公众，进而成为一种新型公共领域的载体时，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成规旧俗便瓦解了。

排解机制在进行分野和压制的同时，唤起了无法排解的对抗力量。

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

（女性和没有独立地位的男性从中排挤出去。

）女性争取公民权不是改变阶级机制，不仅深入到经济制度而且也深入到私人领域的核心（小家庭内部空间）性别决定了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它与私人领域的关系。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男性形象塑造的平等和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福柯将权力话语的形成规律视为总是能构建出“他者”的排挤机制。

大众文化不得不在他者空间中行动。

文化和反文化唇齿相依。

延续到19世纪中叶的早期政治公共领域与大众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中丧失权力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对立，就会丧失唯心主义所拔高的过去与文化批判所扭曲的现在之间的对立。

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三点修正1）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同时进行。

国家法的结构：保障自由的公共权力机关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

1848年德国双重革命：反对封建统治和官僚统治失败。

国家法是没有民主的法制国家发展的结果。

——国家与资产阶级代表的社会相分离。

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成了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

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

因此，公共领域才有了政治功能。

国家推出为政治社会。

私法组织起来，以法律为保障的经济社会能够自我操控。

国家和社会不断分离。

国家和经济不断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

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国家和社会分离的趋势消失了。

——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

（国家借助了激进民主终结了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分离）政治公共领域中社会自我组织的潜能。

社会国家化的反作用：a 私人领域以及私人自律的社会基础B 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公众的组成和行为C 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2）市民社会与权力机关的对立。

功能发生分化的社会摆脱了社会的整体观念。

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再次说明，市场调控的现代经济制度不能任意从金钱转向管理权和民主意愿的行程，这样做势必会威胁到经济制度功效的发挥。

3）电子媒介的发展，所有领域趋向于集中化，自由主义协会和一目了然的地区公共领域瓦解，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一才发生了转型。

社会福利国家的公共领域应该被视为一个自我生产的过程；它与另一种趋势渐渐地形成竞争态势，这一趋势是，在一种无线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公共型原则的批判功能。

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

4）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瓦解；激进民主与国家社会化规范性的弥补。

三、理论框架的改变不同利益无法消抹的多元性使人们怀疑，从多元性内部是否能够突出一种作为公众舆论标准的普遍利益？法治国家机构中充满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

观念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张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社会科学明确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合理化过程，并将它追溯到现代社会发轫之初。

而经验方法消解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抽象对立。

激进主义民主化的方向：应当在社会整合的不同资源之间，而不是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均衡关系。

——不是为了消解资本主义制度和官僚式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

在何种条件下，市民个人能的经验意愿能够直接转化成为道德公民以共同利益为转移的理智意愿。

经济独立+机会均等——公民自律的前提社会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导致了社会化的私人。

（即当事人）当事人融合为社会的一员时他就与公民重叠了。

——民主普遍主义变成了“普遍的特殊主义”道德必须在公共交往过程本身中确立下来。

——赋予结果合法性的是意愿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已经形成的意愿的综合。

（重心转移为过程而不是结果）政治动员+交往生产力的使用为什么公共辩论和协商时合理意愿形成的适当媒介？（话语理论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明确交往的前提。

）政治原则的问题几乎总是触及道德层面，但并非所有依据机制定义需要由政治力量决定的问题都具有道德特征。

法律程序的功能在于，使现实社会中选择空间、时间和事实的强制在假定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中发挥作用。

必须批判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中公民和政治程序疏离开来的机制。

公众领域的目的不在于达成结论，而在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组织的公共领域。

话语产生的交往权力并不代表管理权力。

如果人民主权消解为操作过程，权力这一象征性的空间也就空空如也。

四、市民社会抑或政治公共领域非正式意见形成的基础和源泉究竟是什么？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仅需要法治国家机制的保障，它也倚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的合拍，依赖于习惯自由的民众的政治文化。

怎么让它机制化？政治交往依仗充足的论证说服公民作出“有责任心的行为”与德国不同，西方社会的自愿协会是在民主法治国家机制的框架内部构成的。

受大众传媒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展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

社会边界已经动摇了，正是这些边界构成了基本社会生活世界的空间和历史时间的坐标。

（eg采集社会是我们之前所有社会形态中最具有平等趋向的社会。

药维系众多不同的地域或者不同的社会场所是非常困难的，这就使个人介入其他个人的事物之中）由此，与平等同时出现的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权力的空缺。

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的特征是大众通过电子媒介交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选择强制。

种种情况表明，公共领域的民主潜能具有暧昧特征。

第一章：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初步确定日耳曼法和罗马法将普通人变成了私人。

所有权和公共性是一个意思。

（私人占有土地的公开化，成为了特权的体现）代表性公共领域的代表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非民众。

巴洛克的仪式只有面对民众，表演才开始。

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公共活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了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现代性分野才开始）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更加成为了私人的事。

封建王权也发生了变化，公共财产与封建君主的私人财产也发生分离了。

公共权力机关:官僚体制和军队。

市民社会作为自律的私人领域与国家相对立。

文艺复兴时期，市民阶层兴起，追求个性解放。

贵族所表现的一切，市民可以通过生产获得。

代表型公共领域逐渐瓦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逐渐产生。

只要还有旧的生产方式抱残守缺，资本主义的特性就会模糊。

信息商出现的原因:商人们需要保守机密的信息系统，市政管理机构和宫廷需要保守政治秘诀的信息系统。

到了17世纪，不是传播出小道消息。

资本的发展，贵族私有财富与国家财富分离。

公共权力表现为常设的管理机构和常备的军队；交易所和出版物（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中的永恒关系）封建领主所有制变成了“公共治安”所谓的私人作为公共权力的受众组成了公众。

贸易创造就业，社会是共同的生活形式，决定了公共空间的外在特征。

17世纪中叶，早期的报纸也叫“政治报纸”，私人通信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国会和战争情况，关于国家贸易广泛而详细的信息。

所以当时，商人围着报纸转。

同时，官方的报纸主要是宫廷消息、境外消息和无关紧要的贸易消息。

于是，信息成为了商业的一部分，卖报纸可以赚钱。

它就获得了公共性。

新的政府以新闻媒体来维护统治。

开始发布命令和规定。

国家统治的对象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

但是，官方报纸的主要针对对象是所有臣民，并不能达到普通人那里。

市民阶层的成分：政府官员、法官、医生牧师、军官、教授、学者等等。

当时重商主义盛行，不断壮大的出版商、制造商和工厂主群体将对当局的政策产生依赖性。

凭借新闻媒体，政府已经将社会变称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事务。

17世纪末，杂志兴起。

评论文章出现。

批评政府，发表学术作品（把真相告诉公众）。

——受到管制——资产阶级想反抗。

所以当时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只要是在进行批判。

批判本身表现为公众舆论。

第二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资产阶级要求权力使其与王公贵族产生分裂。

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前身——文学公共领域形成。

王公贵族的上层世界自身也在不断摆脱宫廷。

（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越来越摆脱君主政体的个人领域）贵族社交遗产成为没落贵族向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

公众，在17世纪的法国是指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

起初的公共领域的讨论不考虑社会地位的问题，只是为了反封建聚集在一起。

追求所谓的平等是作为个体的平等。

这样才能最终压倒等级制度的权威。

文化成为商品，加大了讨论的开放性。

18世纪才出现了实际上的阅读群体。

当音乐会这种艺术也商品化（入场费取代了赞助费）时，艺术拜托了社交的功能，变成了自由选择的对象。

18世纪典型的文学类型传记真正的文学起源，是书信的汇编（有人认为好的书信就是应该公布）公民的行为处于相互竞争当中（表现为一种对抗外部敌人的表象形式）——而不是处于自己与政府之间的争执之中。

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不论是谁拥有立法权，都必须遵循已经确定的永久性法律，该法师由人民颁布并为人民所通晓的。

公众舆论试图为社会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性标准。

人性：爱、自由、教育私有领域独立于私人领域之外，事实上它被深深地卷入市场需求当中。

资产阶级即是财产和人格的所有者，又是众人中的一员。

私人领域中这样的矛盾也存在，或者说文学讨论中的作为私人的个人是否就其主体性的经验达成共识；政治讨论中作为物主的私人是否就其私人领域的管理达成共识？在政治和文学这两种公共领域有可能是不重合的（如妇女），也有可能重合性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可是公众舆论的自我理解中，公共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