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方各级基层法院频繁发生当事人在案件庭审及执行期间以各种方式扰乱法庭秩序或者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的
事件,对法院正常审判工作和司法权威造成了严重影响和破坏,对法官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伤害和威胁。

为进一步保障法官人身安全保障，现将法官人身安全风险防范及应对策略分析如下：
一、对法官人身安全存在隐患的情况：
1、刑事庭审中被告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因刑事处罚会被开除公职，庭审中或判决后被告人及其亲属可能会对法官进行威胁或人身伤害；
2、刑事庭审中被告人及其亲属认为法官对其判决过重，其亲属在庭审中或判决后可能会对法官进行威胁或人身伤害；
2、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中，男方不愿离婚，对配偶有家暴行为的当事人，庭审中或判决后可能对法官进行威胁或人身伤害；
3、刑事、民事庭审中当事人对判决有异议，但性格偏激不愿走合法正规途径反映情况，庭审后或上诉期可能会对法官进行威胁或人身伤害；
二、应对措施：
1、各级基层法院应加强安检力度，来人必须登记清楚，有条件的情况下安装X安检机，将违禁物品挡在大门外；
2、在法院大门醒目处张贴“你已进入监控区，请注意自己的言行”等标语。

对当事人有警醒作用同，对法院监控室做到定人定岗，确保监控报警设备全天候正常使用。

通过监控发现可疑人员，可疑物品，及时汇报处理；
3、在法院审判区域、立案大厅，由值班法警随时进行巡逻，巡逻过程中，发现可疑人员，马上进行盘问。

确认可疑，迅速带离或控制；
4、如果法官反映当事人有语言威胁或其他可能对法官及其亲属构成人身伤害的举动，应做好登记，如行为偏激可立即节采取相应措施，必要时候联系公安机关到场处理；
5、加强庭审安保工作，法警必须携带单警装备进行庭审，保证每个庭审至少有两名法警执庭，遇案件重大情况有所增加。

严格遵守武器、警械具使用规定，依法实施处置行为；
6、加强法官安全意识培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组织法官进行基本的擒拿挣脱训练，提高法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其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保护自身，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加强职业风险培训，提高法官安保意识。

组织法官进行职业培训，对损害法官人身权利和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进行剖析和科学评估，增强法官防范意识；提高法官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有效控制法庭秩序。

加大扰庭打击力度，维护法官尊严权威。

成立应对庭审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制定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暴力抗法、损害法官人身权利、扰乱法庭秩序等行为依法从严打击。

健全安全保障制度，压缩法官受侵空间。

在诉讼服务中心及审判庭入口配备高科技的安检设施、防护警械，法警与导诉台协同排查安全隐患；实行审判区与办公区隔离制度，要求法官约见当事人一律在诉讼服务中心专门窗口会见；建立苗头性案件防范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侵害法官权益事件发生。

分级判后答疑释惑，确保服判息诉效果。

根据案件风险点的不同，合理界定出三级信访风险案件，形成判后答疑有序与信访案件处置有效的互动机制，着力减少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将信访突发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

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关系到国家司法职能的正常运行，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公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仰，法官承担着履行国家赋予的审判职权的神圣使命，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被誉为公平正义的“保护神”，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如果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又何谈维护司法的权威，又何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更多的法警以及更严密的安检系统，只是治标不治本，看似无懈可击的安防系统也会存在漏洞。

退一步讲，法官工作场所的确安全了，但出了办公楼大门依然处于无保护的状态。

法官在诉讼活动中是应该亲民利民便民，但也得遵循个章法，与当事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法院内部应建立起既方便当事人诉讼，又保障法官安全，以及防范突发事故的预警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法官“减负”，法官在超负荷工作状态下，审限的“红线”促使他们办案提速。

但提速往往不能保证办案质量，要确保公平正义，须精雕细刻把每个案件办成铁案，双方当事人满意的公正判决，是杜绝法官伤害的法宝。

从古至今，法官给人们的印象就是“青天”、“救世主”，当今社会对法官的期望仍然很大，往往认为法院是无所不能，在诉讼中全面依赖法官调查事实真相，而忽略了自
己举证责任。

公正司法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程序的意义在于根据当事人的现有证据认定当事人种种陈述中的某一个陈述，而百分百的客观事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对于司法程序而言只是一个奢侈的梦想。

9法官根据证据确认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往往与客观事实相冲突，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讲究“情理”，考虑问题偏重于情，对这种冲突一般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的裁判更不为大众所接受，往往难以控制情绪，对裁判法官轻则辱骂，重则进行人身攻击，给法官的人身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法官的人身安全隐患即使在法治建设较为健全的美国，亦不时发生：2005年2月18日芝加哥一位女法官在审理一个癌症患者向医生所求赔偿的案件中，其次起诉被驳回的患者在恼怒下降该法官的丈夫和母亲杀害；2005年3月在亚特兰大，法庭在审理一起强奸犯罪案中，嫌疑犯抢走法警的手枪将法官打死并潜逃。

10而在近期，我国法官遇袭事件频频发生：2010年6月1日，一名叫朱军的男子用黑色旅行袋装枪支进径直进入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审判大楼，在枪杀两名法官、一名书记员，枪伤三名法官后，饮弹自杀；2010年6月8日，广西梧州市长洲区法院一众法官到梧州市建筑个体户陈宏生夫妇家中执行公务，被陈宏生泼硫酸，导致6
名法官不同程度烧伤。

这两起事件并非法官遇袭的个案，据广州市法官协会在2008年得一份调研报告显示，2003年以来，仅广州市就发生了28起暴力抗法或法官受伤害事件。

11法官遇袭事件的频发引起广大的关注，法官的人身安全也由此成为司法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媒体的报道是社会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媒体的监督来实现，媒体监督已成为我国促进司法公正的一只重要力量，也是确保司法公正能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主流媒体都是国有资产，由党和政府直接掌控并受到经济扶持，媒体监督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或补充，一篇具有负面反馈功能的司法报道，通常能迎合有关部门向司法机关要监督的心理，并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而迅速跟进。

对已决案件的批评性报道不至于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构成侵犯，但在当代社会，媒体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报道，在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大环境下，媒体也成了赚钱的工具，出于市场化、商业化的目的，一些媒体对未决案件大肆炒作，在公众中产生了错误或者片面的舆论导向，甚至左右了一般民众的是非判断，不仅给承办案件的法官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且有损法院的独立审判。

河南的张金柱案就是媒体监督与司法冲突的典型案例，该案从案发开始，便有众多媒体巧妙地扮演了主审法官，发
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道德审判，对张金柱口诛笔伐，这种媒体
压顶的态势足以把张金柱送上断头台，也足以把主审法官推上道德法庭，因为他不得不考虑来自媒体对张金柱的有罪判决，张金柱的媒体报道出格程度，与英国《每日镜报》对黑格案的报道相比，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12媒体与司法的冲突直接将法官暴露于高危的风口浪尖。

媒体承载着以道德为价值理念的正义追求，以道德作为社会正义的评判基准，司法则秉承法律正义为追求公正的价值理念，以法律作为社会正义的评判基准，民众的道德标准因其内心良知与认同的差异而不同，法官的裁判标准却因法律的唯一性而具有相对确定性，媒体宣扬的道德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官的内心良知，从而使法官限入选择道德正
义与法律正义的两难境地。

这几起针对法官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都有个共同的特点，犯罪嫌疑人都曾在法院打过官司，都是对法院判决怀恨在心进行的报复行为。

报复者总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进行反击，问题是“受害者”总出现在刑事案件中，而这几起案件都是民事纠纷，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所怨恨的并不是纠纷的另一方，而迁就到处于中立位置的法官身上，在他们眼里法院给他们的伤害远大于纠纷所受的损失，乃至于有的凶犯畏罪自杀，孤注一掷连性命也不顾了。

认为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是法院自身在司法过程中存在不公。

司法不公在某些个案中确实存在，法官被糖衣炮弹打倒，身陷腐败泥潭也不算什么大新闻了。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法官都秉公执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法官办案是为了解决定纷止争，并且是其他手段已无法解决的激烈纷争。

刑事案件涉及被告人的身家性命，民事案件涉及当事人的财富得失，行政案件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权衡。

各种矛盾冲突一下子涌向法院，稍不小心就会引火上身。

要及时高效地解决大量的纠纷，法官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有足够的耐心，严谨细致，不敢松懈。

而一旦出现错案，法官将面临处罚。

法官何以成为高危职业公平和效率的确难以兼顾。

于是，法官们大多渴望能调解结案，借以回避裁断，或通过上报审判委员会觉得、请示上级法院来分担压力和风险。

一旦作出判决，很难达到双方都皆大欢喜的局面，当事人的期待与判决结果的冲突，给法官带来职业风险。

他们寄希望于法官明察秋毫，而法官又不是洞悉一切的圣人，只能根据有限的证据来断案，而一旦审判结果与自身预期不一致往往迁怒于法官。

轻则被投诉辱骂，重则人身攻击、生命遭威胁。

公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屡屡发生，就拿我国特色的调解来说，法官还得降低身段，充当知心朋友的角色，苦口婆心地劝说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法官介入社会生活
太广太深，同各类利益主体关系太密切。

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博弈，同时也会运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试图影响法官，已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对法官来说是权钱交易的陷阱，即使有的法官洁身自好，公正断案，只要“走得近”，人们还是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判决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