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几篇读后感，供大家参阅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

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

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

在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以及其它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

《古犹太教》是韦伯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第四本着作，韦伯试着解释「各种情况的结合」导致了早期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差距。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

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经典的对照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

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其它主要贡献 (整体上也是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Verstehen;此词来自德语，意为理解)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

韦伯对经济学还有其它一些贡献：包括了经过认真研究的罗马农业历史，和他在《经济和社会》一书里述及的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两者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韦伯也在书中呈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批评。

最后，他在《经济与历史》 (Wirtschaftsgeschichte)中的仔细研究则可以被视为是经济历史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 1904-1905 )第七卷和第十一卷。

1920 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

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要回答各种批评。

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写作的背景时代是 20 世纪初期的德国。

彼时工业文明在德国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在这场大变革中产生、稳定，成为新兴阶级。

资本家对金钱的追逐，与工人阶级对本职工作的坚守，成为社会的主流现象。

社会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而社会现象本身的来源又是什么?韦伯认为宗教的力量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到了塑造人类内在精神气质的作用。

同时，这也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想要证明的问题。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全书正文分两部分，共五章。

除了开头一部分作者引言，第一部分是“问题” ，分为“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资本主义精神” 、“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 ;第二部分是“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分为“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为了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在韦伯的论述中，就是理性精神。

在论述中，韦伯以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为主，围绕这一教义的内在精神阐发宗教对信徒的影响。

预定论要求人们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工作，并且只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

人们在现世的一切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显示上帝的无上地位与荣耀。

“预定论”认为，世上的人分为“得永生”和“受永死”两种，并且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在上帝创世之前就决定好的，上帝不是因为一个人具有多么高尚的德行而让他享受永生，而仅仅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

基于这样残酷的教义，每一个信徒实际上是被孤立了，他们不能通过什么改变自己的被预定的命运，不论他的命运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其他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帮助他们。

在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话时，我感觉到，既然对那些已经被上帝拒绝的人来说，他无法通过任何途径获得救赎，那么信奉上帝又有什么用处呢?上帝既然无法拯救被赐永死的人，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难道仅仅是在侍奉上帝之后被打落地狱吗?这极度违背现实，不符合人的一贯价值取向，同时这样的教义也是难以长久存在的。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这个教义的妙处在于，一个人是无法在活着的时候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是未知的。

任何人都可能在死后得到永生。

如果一个人要尊奉这样的信条，必然会扪心自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对于加尔文宗的创始人，即加尔文本人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自然对自己被选召的事实深信不疑，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含混不明：只要信徒具有对上帝的终极“笃信” ，那么便可以确定自己的蒙恩状态。

这个问题显然不能令广大的信徒满意，所以衍生出了两种确定方法。

第一点，是从加尔文的话中衍生出来的，即个人坚信自己被选召，任何疑问都是魔鬼的引诱。

第二点，忙碌的世俗生活是获得这种自信最为合适的途径。

而后一点正是鼓励信徒们入世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宗教基础。

除了通过信条鼓励信徒们参加世俗活动，加尔文宗同任何宗教一样鼓励信徒行善积德。

在韦伯看来，这种善行与积极参与俗世生活一样，并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一种确凿的证明，证明一个人从未远离过上帝，标志着个人的“选民” 身份。

基于以上的论述，一个信徒其实就是在终其一生为了天国的信念而努力工作，行善积德。

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这样的信徒都投身于资本主义商业中。

同时，这些虔诚信徒具有的那种不惧困难，极力通过手段敛财(为了使上帝的财产增加)以及心无旁骛地努力经营的理性精神。

“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地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

” 而所谓的天职，在韦伯的叙述中也正是过上帝所认可的那种“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 的生活，一切活动都与上帝的旨意与愉悦有关。

所以韦伯就得出一个结论，新教的伦理确实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教义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持续发生作用。

单单看结论，将一种现代的理性与宗教虚幻的信仰之间建立起一种纽带，实在是令人感到难以相信。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总是与神秘主义、虚无的来世与狂热而感性的信仰发生联系，而与理性的行为毫无关系。

“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足可以表明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但是韦伯的话，确实不无道理。

值得指出的是，韦伯所认同的宗教伦理，是“预定论” 。

预定论本身就强调的是“入世禁欲主义” ，要求个人在现世的生活中努力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脱离现实一味冥思苦想，在隐修中感悟上帝的召唤。

在中国，道家出世而儒家入世，后者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于前者。

儒家早就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正如儒家文化对塑造社会形态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样，预定论在韦伯的论述中也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

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

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

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

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

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

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

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