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菲茨杰拉德的悲剧人生观始终影响着他的创作,《夜色温柔》无疑是这种影响的最具代表性的产物。

众多评论家普遍认为,菲茨杰拉德的悲剧人生观可以说是出自他本能的悲剧感。

在他致友人的书信中,他将其总结为“一种存在于一切伟大事业之中的东西,就象莎士比亚与亚伯拉罕·林肯一样。

这种东西可以一直追溯到刚开始出现书本的时候———这种人生观最基本的就是认为人生不过是一场骗局,其唯一的结局就是失败,而让获得补偿的东西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更深沉的,来自继续奋斗的满足。

”[1]可以说,《夜色温柔》充分验证了菲茨杰拉德这种人生体认。

恩格斯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2]所以,人类的悲剧性历史就是通过无数个体的悲具性活动来构成的,而促成这种活动的动机便是对自我的超越。

从悲剧的美学角度来看,自我保存和自我超越的欲望是人的本性,对于自身现状的不满足,就会导致个体冲破自身的现实条件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目的。

超越而不得便会造成悲剧。

个体在超越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周围的一切发生矛盾或冲突,一旦冲突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悲剧性的结局。

[3]借着与尼柯尔·沃伦结婚的契机,迪克·戴弗的自我超越从表面上看已然与爱情相结合。

一方面,他为尼柯尔的美貌与不幸遭遇所倾倒,对她产生了爱情;另一方面,他无法抗拒沃伦家族能够提供给他的他内心向往的地位和财富。

借其家族提供一切条件成就他的事业的愿望也同时促成他接受了这个富人世界并充满自信地步入其中,将自己对于爱情和事业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当作赌注押在与尼柯尔的婚姻上,实质上仅仅成为为他人服务的工具,他在爱情与财富的关系中模糊了清醒的意识,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沦为迷途的羔羊。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意图得到财富以实现自我,迪克却在财富中逐渐失去自我。

在温柔富贵的表层下,“一种质的变化”[4]在发生着,随着尼柯尔病情的逐渐好转,迪克被沃伦家族继续利用的价值已不复存在,尼柯尔自我意识的恢复也使得他被抛弃的隐患逐渐显露端倪。

在他自身残存的道德、理性、自持与日渐膨胀的非理性的性爱本能欲望之间, 存在着激烈而持久的矛盾冲突。

在这个迷惘混沌的过程中,迪克精心治疗妻子,迎合上流社会人士,充当理想仆人,“慷慨地把自己的精力付给尼柯尔,而后付给所有需要他的人”[4],妻子家族的巨大财富也使他引以为荣的工作变得微不足道,他逐渐忽略了自己作为精神病医生的事业,从而导致自身人格、自尊与自我的逐步丧失,造成了消沉堕落的悲剧结局。

所幸他的心智在代表中产阶级新生力量的罗斯玛丽的狂野、健康、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爱情“启迪”下豁然开朗, 意识到自己多年苦心营造的只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在与妻子这样一个个体以及整个沃伦家族和整个上流社会离异之后,他流落至美国中西部各个小镇上。

这种对温柔富贵的樊笼的脱离,是迪克·戴弗为避免盖茨比那样的彻底毁灭所做的努力,是对具有独立人格的自我以及对一种“更深沉的,来自继续奋斗的满足”[4]的追寻。

菲茨杰拉德源自本能的悲剧感,与他自身在爵士时代的生活经历相结合,使他对其时社会本质产生了敏锐、深刻的见解,也使他对盖茨比所代表的“美国梦”持一种批判和否定的观点,而对迪克·戴弗的“自我放逐”和救赎[5],对他的抗争行为抱有赞同的态度。

伴随着盖茨比的梦幻的破灭的是他的身亡,这种毁灭性的悲剧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旨在阐发“美国梦”彻头彻尾的欺骗性和虚假性。

而在《夜色温柔》中, 菲茨杰拉德不再让迪克·戴弗重蹈盖茨比的覆辙,而是让他走出“每一个现代人都可能困闭其中的温柔富贵却又消弭人生的精神牢笼”[6],让他“躲避凄惨的失败”[7],而进行自我放逐,避免盖茨比那样的彻底毁灭。

因此,从小说关于幻想破灭的重心来看,《夜色温柔》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意义的延宕和变异。

二菲茨杰拉德在他的一篇自传性作品《崩溃》中说,在他的文学生涯刚开始时,“所有进入我头脑的故事便都包含着某种灾祸———在我的长篇小说里,可爱的青年走向毁灭,短篇小说里的宝石山炸得无影无踪,我的百万富翁也如托马斯·哈代的农民一样,是美丽的,注定遭到厄运的。

”菲茨杰拉德这种观点与黑格尔关于悲剧与美的关系的论述具有一致性。

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

”[8]菲茨杰拉德的悲剧人物是因为“美丽”而遭厄运,而上演悲剧;黑格尔则要说明之所以应该认定这种遭到厄运的人物是悲剧人物,正是因为他们的“美丽”。

可见,悲剧人物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这种悲剧应该蕴涵丰富的社会意义;其二,悲剧人物要不同凡响,要有他独特的、一般人不可企及的特征和品质。

迪克·戴弗正是菲茨杰拉德所谓“遭到厄运的”“可爱的青年”,他的悲剧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证明了爵士时代,亦即一战结束后20年代中,美国社会道德崩溃和精神荒原的状况,证明了“美国梦”掩盖下的社会危机,也揭示了上流社会贵族优雅外衣下隐藏的毁灭人的残酷本质。

在《夜色温柔》中,作为“富人的分析家”的菲茨杰拉德对迪克进入并身处其中近十年的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进行了充分的描绘。

虽然迪克借着与尼柯尔的婚姻如愿以偿地步入富人圈,他仍然未能被上层社会所接受。

富人们始终以尼柯尔的“保姆医生”来定位他,以他们剥削性的道德与价值规范来影响他,消磨他的意志,并以诱惑、财富、暴力、纯洁等各种形式,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打碎他的梦幻,协助社会吞没他。

尼柯尔是作为一个病人嫁给迪克的,她依赖并占有迪克。

而一旦她疾病痊愈,就立刻转身投向其家族财产的怀抱,她那“白色的钩型眼睛”就代表了有产者对世界的态度,她俨然就是金钱垄断王朝中的女神。

这个女人作为诱惑的根源,作为榨取和剥削迪克的生命和精力的机器,最终代表她的阶级抛弃了迪克,另寻新欢。

尼柯尔的姐姐贝比·沃伦更是集权力、冷酷、手腕与财富于一身,是她选中迪克作为妹妹的保姆医生兼丈夫,并在他们十年的婚姻过程中,用金钱消磨迪克的斗志,一次次击碎迪克东山再起的梦想,她用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使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入狱的迪克解脱,更是又一次加重了迪克已然严重的精神危机。

迪克·戴弗这个“跳水者”(Diver即跳水者之意),处于沃伦家族的金钱海洋中,只能听任其摆布,而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

[9]天真纯洁,依靠个人奋斗成为影视新星的罗斯玛丽一直为迪克所欣赏。

但她后来也为了达到进入上流社会生活,追求虚荣与享乐的目的而出卖贞操,并老练而世故地终止了自己对迪克的情感,她打碎了迪克心目中的纯洁、成功青春的偶像,使得“需要人爱”的迪克完全失去希望和寄托,沉迷于酒精而彻底堕落。

可以说,迪克的悲剧结局与上流社会对他的蚕食是分不开的。

菲茨杰拉德在作品中渗透了他对富人们,对金钱社会不动声色、冷静客观的批判和不信任感,使得迪克的悲剧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使他的悲剧具有了一种由个人悲剧升华到全人类的梦幻悲剧的可能性。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心灵的伟大正是悲剧中关键所在。

”《夜色温柔》之所以能够具有震撼人心和升华人格的悲剧效果,就是因为迪克·戴弗负载和代表了某种价值,具有美好的品行和心灵,能够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赞赏、钦佩和爱慕。

[3]迪克与盖茨比一样追求着虚幻的爱并为之而献身,但他在更多时候显得更象一个殉道者。

众多评论家曾论及他身上体现出的类似牧师般的非凡的几近完美的品性和特质。

[6] 迪克高大英俊,一表人才,且具有成为一个出色的精神病专家的潜力,学术前途无可限量。

他之所以接受与尼柯尔的婚姻,其中固然有对财富地位的渴慕因素起作用,但这也是出自他对尼柯尔的爱情,是一种爱情的选择。

在长达十年的婚姻中,迪克尽到了做医生和丈夫的职责,精心治疗和照顾患病的妻子,逐渐使她康复。

年轻美丽的罗斯玛丽向他表白爱情,他虽然动心,却以理智以及对妻子爱情婚姻的忠诚克制自己。

他慷慨、善良、优雅、值得信赖,无时无刻不为别人着想,成为朋友们的主心骨。

他在名声、权力、个性种种因素的复杂关系中,始终都对自己有正确的判断,因此与尼柯尔、罗斯玛丽等代表新生力量反叛性的贵族阶层相比,他更多地表现出恪守传统道德规范的倾向。

他在十年内一直是尼柯尔的精神支柱和依赖,他周围的人也将他视为一位舍己救人的圣者。

尼柯尔要求他的爱情和忠诚,要他把自己从疯狂中拯救出来;罗斯玛丽要求他满足她对爱情的渴求,同时将他视为自己择偶的标准;他的富人朋友都期望从他那里获得支持、帮助和快乐。

小说起始通过罗斯玛丽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迪克这个非同寻常的多种情感的复合体:当人们在海滩上嬉戏玩耍时,“身穿肉色短裤的迪克手持钉耙庄重地舞弄起来,表面上看象是在清除砾石,而那严肃庄重的脸上却渐渐显露出保守着某种奥秘的滑稽感。

”[4]他在最终离开沃伦家族以前还在履行“天职”:到监狱赎救了两个犯了罪的贵妇。

迪克的这一形象正隐示着多年来,他承担着清杂除芜、正本清源的任务。

他也的确是在从事着耙去砾石、留下柔沙之事,即在生理上、心理上拯救尼柯尔,清洗她父亲的乱伦罪孽,及医治各种由于社会的患疾而产生的精神幻灭症的任务。

正因如此,他慷慨地把自己的全身心奉献给需要他的人们,直到情感耗尽。

他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与不幸———尼柯尔情感上的背叛,沃伦家族及整个上流社会的鄙弃、不兼容,自身事业的衰败和自我人格的丧失,以及他在与这些不幸的冲突中通过自我放逐所表现出的坚强和抗争精神,传达出一种悲剧性的崇高美。

[6]三若从探讨菲茨杰拉德的宗教情感入手来分析《夜色温柔》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迪克的悲剧具有特定神话文化原型意义,可以与古希腊关于俄底浦斯王的悲剧神话联系起来。

迪克·戴弗的经历虽不似俄底浦斯王,但其结局却俨然是俄底浦斯的现代式的重演。

俄底浦斯在得悉忒拜城中瘟疫灾难的根源正是杀父娶母的自己时,刺瞎双目,将自己流放到远方。

迪克在遭受妻子背叛、情感耗尽、事业衰败等巨大不幸之后回到美国西部,流浪于各小镇行医的结局正是俄底浦斯结局的隐喻。

迪克的自我放逐与俄底浦斯的自我流放一样,都表现出一种面对苦难和不幸的“自虐”式的悲剧抗争精神[6],这种自我放逐是对失去的自我的重新寻觅,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也是迪克以及菲茨杰拉德自己的人生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

迪克·戴弗具有现代俄底浦斯意义上的悲剧,渗透了菲茨杰拉德的宗教情感,也体现出他对金钱社会、上流阶层又爱又羡,又质疑又批判的矛盾心理。

作品和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菲茨杰拉德真实生活经历的艺术再现,其中蕴涵的悲剧性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味。

[参考文献][1] Andrew Turnbull, ed.The letters of F.S.Fitzgerald[Z]. London:Bodley Head,1964.96.[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3]苏煜.梦里不知身是客:《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悲剧意识探析[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8).[4]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M].王宁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5]阿·密兹纳.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借来的时代的诗人”[J].世界文学,1986,(6).[6]张勤,熊荣斌.逃离理想王国走向本体的回归:评《夜色温柔》的悲剧审美意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10).[7]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M].方杰译.北京: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85.59.[8]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288.[9]方杰.“美国之梦”的结构与解构:试析《夜色温柔》中的深度模式[J].山东外语教学,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