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苏轼(9)黄州惠州儋州唐宋八大家之苏轼九、黄州惠州儋州前导言：四十五岁被贬湖北黄州，他为什么做起了“东坡肉”？五十九岁被贬广东惠州，他如何学会放弃和超脱？六十二岁被贬海南儋州，他究竟怎样培养出了一名破天荒的学生？看愈挫愈勇的苏轼到底如何能够置死地而后生？《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九集《黄州惠州儋州》，敬请关注。

画外音：苏轼一生既有高居朝堂、志得意满的风光；也有九死一生、失魂落魄的遭遇。

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先后三次被贬谪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不堪回首的三次低谷。

然而，也正是这一次比一次更加遥远偏僻的贬谪之地，苏轼完成了从养尊处优的士大夫，到胸怀天下的文化巨人的嬗变。

在这三次贬谪中，第一次贬谪最让苏轼措手不及。

当时，苏轼担任湖州知州。

可是朝廷中的一些人忌恨苏轼的盛名，一心想把苏轼扳倒。

不过他们从苏轼的政绩中又挑不出什么毛病，便从苏轼的文字中寻找把柄，并罗列出“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等若干莫须有的罪名，要求宋神宗对苏轼处以死刑。

随后，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御史台，经过两个多月的刑讯逼供，苏轼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

最终，所谓的罪名成立，只等待皇帝判决。

由于御史台又称乌台，所以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爱戴他的地方百姓为之伤心落泪，朝野中那些正直的官员们，包括虽已退休在家、但仍有政治影响力的王安石，也纷纷上书劝谏，为苏轼鸣不平。

最终，苏轼得以免除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

那么，苏轼到了黄州之后，到底面临的是怎样的生活状态？苏轼对自己的过往人生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反思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九集《黄州惠州儋州》，敬请关注。

康震：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被流放到海南岛三年之后，六十六岁的苏轼准备回到中原。

这年五月他来到了金山的龙游寺，这个寺庙里边挂了他原来的一幅画像。

苏轼这次来，又看到了自己的画像，他很感慨，写了一首诗，很短，只有四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我，我的心，像死灰一样的平静。

我的身体像一叶扁舟，居无定所。

你问我老苏这辈子都干了些啥？我就干了三件事：四十多岁的时候被贬到黄州，年近花甲的时候贬到广东惠州，六十多了贬到海外——海南岛，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三件事。

我们能听得出来，这是一种巨大的自我解嘲，但是解嘲，自我解嘲是需要勇气的。

就实际的生活而言，苏轼这一辈子三次被贬，累计将近十一年，占了他仕途经历的三分之一时间，这是非常不幸的，是很悲哀的。

但是问题（是），生活是个辩证法。

如果苏轼没有被贬这三次，也许他就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苏东坡了，他只是苏子瞻；也许他身上就没有那么多让我们感觉到可爱的地方；他身上就没有那个让我们仰慕、倾慕和景仰的那些味道了。

所以如果说从苏东坡的成长、成熟和作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令人景仰的形象而言，这三次被贬反而对他来讲成为了机遇，是幸运。

起码对于从他到现在的这将近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史来讲是个幸运。

苏轼被贬黄州，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被贬谪。

在他被贬谪之前，他是个成功者。

他科举考得好，制科考得更好，做官做得很顺利。

在朝廷做过官，在地方也做过行政首长，他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虽然他可以夸夸其谈。

他很有才华，诗写得好、词写得好、文写得好，有一大帮朋友，大家都尊他为文坛的宗主。

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办了很多漂亮的工程，都很不错。

事实证明，他一直都是很正确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被贬黄州的潜台词是：这一切都过去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错误的人。

所以，这对苏轼来讲，你注意，这是一种完全新的体验。

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苏轼刚开始被贬黄州的时候他是很恐惧的。

问题就在于，他是很恐惧、是很害怕、是在躲藏，恨不能自己穿上个隐形衣，把自己变成透明人。

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后来活了六十六，那剩下这二十二年，是不是就藏在草窠子里头，藏在树洞里头，就永远不见人了？难道就在恐惧、畏缩当中度过残生吗？这符合苏轼的个性吗？肯定不符合。

再者，话说回来了，他就是被贬黄州，这是人家帮他的。

很多人都在帮他，我们前面说过的，连王安石都在帮他说话，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在帮他说话，张方平在帮他说话，司马光在帮他说话，很多人都在帮他说话。

就说宋神宗本人，真的那么讨厌他吗？宋神宗讨厌他是有选择的，讨厌的是他话太多、嘴太长，成天抨击新法，但是宋神宗对他的才华是相当地钦佩。

别人都说苏轼很像唐朝的李白，宋神宗说不对，怎么能像李白呢？李白有苏轼的才情，他没有苏轼的学问。

（神宗）经常在宫里头看着看着书，就想不起来吃饭，他看谁的书呢？看苏轼的。

其实对他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讲这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让他变成一个绝望的人，还是有希望的。

在很大程度上，宋神宗把他弄到黄州来了，就是让他消停点，给他个教训，让你先休息一阵子，并没打算一棍子打死你。

这跟贬惠州的时候不一样，大家要有概念。

贬黄州的时候，你注意，苏轼从开封出发走到黄州，走了一个多月可是后来苏轼从河北定州走到惠州，走了半年多，那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一种贬谪。

黄州在哪儿呢？黄州我说这意思，它在长江边上，在长江中游，它离开封并不是特别远，它还没有完全脱离开皇帝的视野。

一切都没沉到底呢，你难道自己就要放弃吗？换过来说，让你在黄州消停点，这未尝不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反省反省。

不管贬谪你这事本身对不对，让你自己对你自己真实存在的缺点和缺陷反省反省，你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你就一直正确吗？你就一直高高在上吗？你就永远是那么恃才傲物、那么桀骜不驯，天下就你最有才华？真的是这样吗？值得反思。

苏轼在黄州，对自己的人生的缺点，真的有反省。

在佛教里边有一个术语叫“业”。

什么叫“业”呢？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一个“业”。

你做了这个事情，会对你有所反应，这叫“业报”。

做了很多的事情都会有“业”，苏轼就在反省说，我这“业”是重在哪儿了？他“口业”太重，所以遭了报应了。

他说自己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悦可耳目。

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苏轼《胜相院经藏记》我说的话、写的文章都很漂亮，大家听着都很高兴，可不知道这像赌博一样，有一天你是赢了，满把；有一天你就彻底输了，自己觉得还挺讨巧的。

实际上是一种“业”，而且“业”太重。

他的“业”主要重在哪儿呢？苏轼说看，我当年为了考科举，为了写漂亮的文章，写了很多洋洋洒洒的大道理，说了很多洋洋洒洒的空道理，像鸟儿一样，有点自鸣得意。

细一看，有什么实际内容吗？没有。

纵横捭阖、花里胡哨，排比句多、感叹句多，有实际内容吗？苏轼说，还是少。

不是没有实际内容，还是少。

他反省自己反省地很聪明，他举了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他说你看，你要说是一棵树长得就跟钻天杨似的，直溜溜的，好看吗？不好看。

人老喜欢这树长得歪歪扭扭的，最好长个瘤子。

我们看在白桦树上，结个小瘤，感觉像个眼睛一样，好看。

一个梅树，一杆老梅树上长一个瘤，感觉特苍劲有力。

一看那石头长了很多花纹，多漂亮。

苏轼说，完蛋。

树身上长瘤那是病，石头上长了很多纹路，这样的石头不会很坚硬，这都是它们的病。

它们的病被当做了一种美来欣赏，这叫什么？这叫病态美，就跟龚自珍写的《病梅馆记》一样。

苏轼说，我多年以来把自己身上的瘤子和身上的这种石纹当做炫耀的东西，错了，这是很不对的。

所以回顾我这三十年，真是错误多多、漏洞多多。

甭管苏轼处于什么目的，这是一种很真诚的反省。

画外音：苏轼遭遇的“乌台诗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诗治罪的先例，也拉开了中国文字狱历史的先河。

苏轼被贬黄州，虽然是有官员之名，却无官职之实，实际上就是以罪人身份被看护、监管起来。

那么在黄州的艰难岁月里，戴罪之身的苏轼究竟是如何生活的？康震：黄州的被贬，宣告了一个道理，就是你之前很高端、很正确、很完美，现在开始不完美了，你得开始新的生活。

在新的环境里，你将再一次证明，你也许是正确的。

证明才能证明呢？不让交朋友了，朋友们也不跟你联系了，也不敢写诗文了，也不敢发表意见了，怎么办呢？诗文不让写了，写什么呢？写《猪肉颂》、写菜谱。

做官没权力了，不许签书公事，那干什么呢？做菜、下地劳动。

在每一个具体的生活当中，永远都有正确的事等待你去做，不要无所事事。

苏轼做了非常拿手的东坡肉，其实就是红烧肉。

他不但自己做东坡肉（红烧肉），他还把它写出来，广播天下。

我们现在一般都不说我们吃红烧肉，我们都说吃东坡肉。

他写的《猪肉颂》写得非常好，原文说：“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猪肉颂》你觉得这跟“大江东去”比起来是不是风格上有点差别啊？你别老想他在黄州写“大江东去”，他要没有这个《猪肉颂》的心态，能写出“大江东去”的意境吗？不可能。

得先有这个充分的放松，才有那个充分的意境。

《猪肉颂》，永远的《猪肉颂》，让中国人反复回味将近一千年。

写得太俗了，但是写得太美了。

在朝廷的时候朋友多，苏轼这个人的特点。

他儿子回忆说，我父亲如果一天见不着朋友，就坐卧不宁。

那完了，黄州没那么多现成的朋友等着他，特别是跟他等量齐观的朋友。

怎么办？没朋友，那就创造朋友。

只要心态转变，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朋友。

苏轼是走街串巷，在路上碰见个农民，跟人家说，聊聊呗。

人家说聊什么呀，我们都不识字。

聊什么都行，讲故事吧，讲一个讲一个。

那人说，故事讲不了，没有故事。

瞎编一个总行吧？编不出来。

随便讲个鬼的故事总行吧？我讲给你听好不好？交朋友，跑到人家去，有一个朋友煎饼煎得挺好吃的，他一咬，挺酥的，就问他这饼叫什么名字？朋友说，一边做着饼说，谁给饼，就是饼呗。

饼谁给它起名字？没名字，那好了，就叫为什么酥吧，所以这饼的名字就叫“为甚酥”。

又跑到一人家去，人家酿酒，正在酿酒。

喝了一口，没有酒的味，有醋的味道，太酸了。

就跟人说，你这有名儿吗？人家说也没名儿。

说你这酒肯定是做醋把水放多了，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错着水”），这不就是找乐吗。

“为甚酥”、“错着水”，这就是苏轼定名的知名品牌，两个品牌，一个是饼，一个是酒。

苏轼不光是关心自己的事，对大家的事依然很热心。

但是他做不了什么，因为他没有职、没有权，怎么办呢？他做点公益活动，做点慈善活动。

黄州这个地方地僻民贫，有些风俗非常恶劣：养不起那么多孩子，生孩子生下一两个能养着就不错了，那时候又没有节育的措施，生孩子生多了怎么办呢？就放在冷水盆里给他溺死。

苏轼一听这个，心里特别难过，发起了一个慈善组织，叫“育儿会”。

他发起的，并且自己首先捐款，向当地的富户，每年大家每家每户交一万块钱的会费，他首先捐了，用来买一些婴儿的保健品、必要的一些衣物，或者说养婴儿所需要的东西。

通过这种方法来尽可能地挽救一些幼小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