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9 08 30[作者简介]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
新中国外交60年:成就、挑战与反思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关键词] 中国外交;成就;挑战;反思[摘 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60年新中国外交取得的辉煌成就,具体体现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事业,拓宽世界与中国人民的联系;然后对当前转型中的中国外交在一系列问题领域面临的两难困境进行了分析;论文最后对中国外交几个核心议题进行了反思。
[中图分类号]D829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2826(2009)10 0047 05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国外交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新中国外交的成就首先,与所有主权国家的外交目标一样,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并拓展中国国家利益。
由此,新中国外交首要成就是在维护并拓展中国国家利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我们对国家利益的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和侧重,但基本存在于维护主权、安全和促进发展等方面。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主权承认,争取恢复或加入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确保并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目前中国已经同171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作用开始突出;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经济服务功能愈益明显,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在多边外交中,经济因素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考量,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成为压倒性的考量。
其次,新中国外交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当今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不仅 独善自己 ,而且 兼济天下 。
在和平领域,我国一直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处理各种国际争端。
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积极主张并主持六方会谈以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支持平衡推进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和维和部署,积极倡导和参与一切有助于中东和平的国际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在发展领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努力保持自身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提出了很多重要主张,在国际上受到了高度重视和广泛赞赏,为国际社会战胜危机注入了信心,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新中国外交为中国人民与世界的联系与交流拓宽了渠道、搭建了平台。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是28万人,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而2007年一年中国出国人数就达到4000多万人,已经有5600万海外人士来到中国。
与外部世界发生这样大规模的人员来往和密切交流,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空前的。
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特别是西方人的中国观。
尽管西方社会对华偏见依然存在,但误解和偏见在逐步减少,西方社会很多人已经在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并逐步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另外,新中国外交为中国国内与国际互动提供的平台,一方面为中国的国内改革和治理提供了资源和知识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治理经验和发展模式也通过中国外交广泛传播到国际社会,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
二、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当前,中国正在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型,转型中的中国外交在一系列问题领域面临着两难困境。
首先,在如何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方面,中国外交面临诸多两难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的基本政治议程是改革与发展,发展所带来的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无疑有利于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但是,发展本身以及发展衍生的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多重挑战。
其一,发展本身带来的外交困境问题,西方指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气候、人权为代价,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批评和指责,但是经济发展对于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又是核心国家利益,中国国内一系列问题还依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其二,发展带来与外部世界的经济竞争问题,由于要保证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与外部世界在资源、市场等领域的矛盾与冲突愈益显得突出,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贸矛盾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总体外交关系;其三,发展衍生的安全困境问题,由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已经引起国际和东亚地区权势结构的变更,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心理甚至 中国威胁论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外交面临的结构性压力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其四,发展带来的国内大众民族主义兴起,成为现阶段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
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所有中国人由此而荡漾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固有的非理性因素,已经并在今后仍然会对中国外交决策构成压力,因此,需要有效缓解、规避大众民族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维护中国崛起进程中应有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把握中,近年来不断突出的国内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原本不是外交部门关注的议题。
但是由于民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敏感性以及境外敌对势力的干预,中国的民族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必须经常面对的一个敏感议题。
例如,2008年的西藏 3!14事件、2009年新疆 7!5事件,问题不只是在于这些事件发生有境外势力参与和支持,还在于中国处理这些事件的方式,包括媒体是否及时、公开的报道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中国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手段选择。
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本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 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对外政策的和平主张与外部世界对我动用武力决心的认知。
中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新世纪初我们又提出了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积极倡导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外交的和平主张、和平思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崛起过程的压力。
但这也引起了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有关国家的错觉,它们鉴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以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对中国可能选择武力方式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产生怀疑,并进而挑衅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反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潜在压力。
还有,在台湾问题上,岛内的台独分子对大陆的 不放弃使用武力主张持有的怀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国在对外事务中不断强调的和平主义思想有关。
第三,中国在处理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上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基于中国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考虑,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愈益迫切需要协调好与诸大国的关系,当然其中最核心的是与美国的战略协调;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对外战略棋局中,无论从资源、市场,还是从中国外交传统的道义、甚至某种程度上从中国参与大国外交博弈的战略依托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丰富、地缘战略关键的发展中国家肯定是中国必须借重的力量。
中国事实上也是如此做的,例如中国进入21世纪后对非洲的政策。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非洲政策也好,发展中国家政策也好,在西方看来都是挑战、排斥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传统影响。
于是西方诋毁中国与所谓 独裁国家交往使得中国外交缺乏 合法性,中国在非洲实施的正常经贸政策是资源掠夺的 新殖民主义政策,而中国奉行的政治与经济脱钩、反对西方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政策,更是成为西方诋毁我们 漠视人权的借口,尽管我们也在进行批驳,但这些对于中国在西方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还是构成了负面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世界大国,如何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上选择一个有利于中国软、硬实力提高的对外政策,需要中国外交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权衡。
第四,融入与塑造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外交基本取向是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并希冀在融入的进程中改革现有体系的不合理一面。
中国改变了冷战时期一度选择的体系革命者的身份,这是中国内政和外交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融入并不意味着中国满意这些体系的性质。
中国外交要有所作为,很大程度上需要中国培养改革体系与塑造体系的能力。
但是从目前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有加快趋势,但融入之后我们改革与塑造体系的能力还没有跟上。
在东亚一体化模式、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上,中国塑造体系的能力还相当有限,甚至在中国主持的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的角色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挑战。
三、中国外交的几点反思第一,对时代主题的再认识。
时代主题问题一直是中国判断国际环境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时代主题认识上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意味着国际社会的主要大国发生体系性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各大国基本是现状维持国而不是革命国,并把发展问题作为各国的主要议程。
在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际环境有很多新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也为中国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确立了指针。
但正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对时代主题有新的认识。
首先,我们讲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不等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根本解决,这一点国内外交学界和政界也有普遍共识,因为今天直接挑战国际和平、威胁国际安全主要不是来自大国之间的冲突,而是来自由于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带来的威胁;其次,由于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就不是中国单独一个国家所面对的,而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特征。
据笔者观察,世界上目前很少有国家把时代问题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依据;再次,如果说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和平与发展都是时代主题,甚至在一段时期我们无法预测取代它的另一个时代主题内容,那么在这段时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稳定因素来看待,在认识国际环境变化时就不必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因素研究;最后,将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有利于开创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的外交新局面,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人对国际形势的预期,所以一旦国际局势紧张或者中国外交面临压力增大,就对这一主题提出质疑。
笔者在此提出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并非否定当今时代主题的性质,而是着眼于提醒我们的外交工作更多关注时代主题下国际环境变革的具体样式和特征,不要停留在关于时代主题的一般议论上,以避免滋生不切实际的和平主义思潮。